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胜利的标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指的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九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1936年初，这三大主力尚处于分裂、分离的状态。红一方面军（由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组成）在陕甘边；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五个军和红五、九军团在川西北；红二、六军团在黔滇边的乌蒙山区。红军三大主力，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最终走到一起胜利会师了呢？这段历史，大致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与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红五、九军团会师，“第二步”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其中，“第一步”最为关键，是整个红军长征中决定性胜利之一，没有这一步，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很可能会改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的爷爷朱德总司令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四方面军草地分离后，为了团结全体红军实现共同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爷爷率红军总部、一方面军五、九军团与四方面军南下，一方面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方面积极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最大限度地将南下红军团结在一起。
进入1936年，四川战局的发展对南下红军更加不利。1月28日 爷爷和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即张浩同志，当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政治局工作，负责协调处理中央与张国焘的关系）转国际代表团，通报川西和贵州方面的敌情，提出：“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因我方主力红军之行动关系全局，国际有何指示否？速告，国际方面有无特别消息。”
2月9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并转诸同志：“接读来电，知双方在基本上已有了一致意见，无任欣悦。其他问题可从长解决”并告瓦窑堡会议后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4日，张闻天、林育英联名致电爷爷和张国焘：“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这封电报称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提出了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北上问题，至关重要。”接电后，爷爷与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等立即在宝兴县灵关开会，进行认真讨论。爷爷与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都赞同再次北上，张国焘也因南下失利，又见斯大林意见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亦顺水推舟，同意北上。随后，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懋功向川西北转移。
南下红军调头北上，是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重要一步，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的调解有了成效，实际上是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在后面谋划的结果。
向川西北进军，不仅要再次越过三千多米高的夹金山，还要越过五千多米高的党岭山，这是红军长征中遇到的最高最大的雪山，当地藏民把这座顶天矗立的雪山视为畏途，当地人没有隆冬时节过山的先例。然而，英勇的南下红军将士们却奇迹般地征服了这座“万年雪山”。翻越党岭山后，红军接连攻占道孚、炉霍，至三月下旬控制了甘孜地区。这里当时亦称康北高原，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南下红军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到来共同北上，在这里度过了艰难困苦的４个月。爷爷率南下红军积极做好当地藏民的群众工作，开展生产运动，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备物资，为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仅红军自己动手各种毛衣等制品就有2万多件。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部部，中共中央失去了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而红军总部一直同红二、六军团保持电报联络。
1935年9月29日 率部转战在湘黔边的任弼时，收到周恩来探询红二、六军团情况的明码电报，即用密码复电：“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这个回电，因为只有红军总部掌握着同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周恩来没有收到，红军总部却收到了。
第二天，张国焘即以“朱、张”名义电复任弼时：“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两方面军六月中旬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因红军总部掌握着电报密码，中共中央无法同红二、六军团建立联系，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也无从了解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此后，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的电报联系一直保持着。这些电报常由爷爷和张国焘连署。爷爷利用与二、六军团联系的机会，详细通报敌情和作战要点，因中央红军与这些对手刚交过手，这些指示对二、六军团的作战帮助极大。
1935年11月，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1936年3月转战到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3月23日，爷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合北进。电文说；“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3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30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等领导接电后，果断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爷爷为此很兴奋，他希望这支主力红军早日到来，与四方面军会合，如此可增加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以实现共同北上，与党中央、一方面军会合的目标。不料，4月1日，突然接到林育英代表中央来电，称：“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 。
中央电报反对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可能是担心会师后被张国焘所控制；也不主张四方面军北上，恐怕是担心仍坚持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张国焘北上会干扰红军在西北开展局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也不是多余的，但是，如果真的实行了电报的主张，将会铸成历史的大错。
爷爷后来回忆说：二、六军团“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徐向前回忆说，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的一些指挥员迷惑不解（本来是说北上正确、南下错误，怎么又反对北上、要求南下呢？），方针变来变去，不知该怎么办。“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 由此可见，爷爷的坚持对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实现甘孜会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证明，爷爷这个决策对后来实现三大红军主力在西北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也有着极为关键的历史意义。
五十天后，红二、六军团已渡江成功，会师成为定局，中共中央在结束东征并确定了西北发动的战略之后，才明确了欢迎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态度。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彭德怀等12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10人，对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并说“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电报告知：“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张国焘得到党中央“暂时采取协商方式”的允诺，又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在爷爷和徐向前等一再劝说下，决定收起“临时中央”的旗号。6月6日 张国焘在炉霍召开的中央纵队（总部机关）活动分子大会上，宣布取消他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北局，但仍不承认中共中央的领导，提出中央职权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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