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父亲陈云同志108周年诞辰。今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与陈云纪念馆共同举办“陈云党风廉政思想研讨会”,缅怀陈云同志对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的历史贡献,学习他关于端正党风惩治腐败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这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党风政风好转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代表陈云同志的家人,向出席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致以诚挚的谢意,向支持研讨会举办的国家开发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父亲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父亲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为党的纪律检查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我们学习、研究他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就是要通过回顾总结我党廉政建设的历程、经验和规律,更好地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1934年,父亲就是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从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1939年,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遵守纪律,提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他把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作为衡量一个共产党员的重要标准,现在这已经成为每个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词。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对党风廉政建设有过全面深入的思考,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特别强调党风、党纪的重要性。三中全会后,父亲及时提出抓党风,“中央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 ,为“文革”后的纪律检查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在1980年中纪委的一次座谈会期间,他针对当时群众反映强烈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问题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了全党的忧患意识,把中国共产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成为后来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走私活动逐渐增多,一些消极腐朽思想乘虚而入。这一时期父亲提出,“纪检工作应当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党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他强调要严厉惩处以整顿党风、党纪,这一主张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
二是非常重视通过党风廉政教育,增强共产党员的拒腐防变能力。他曾经指出,“我们提倡的方针是预防为主,教育为主,先立法,先教育。”还说,“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他强调,“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成为清正廉洁的模范。
三是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父亲在延安时期就认为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风问题的核心;党风不好,就会使党丧失民心。1939年,他在《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只有党与群众密切地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他还指出,“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东北解放后,父亲又用通俗的语言重申了党的任务和宗旨。他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 1956年,他在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后,仍然十分注重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切身利益,解决粮食问题等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
四是领导干部要在党风廉政方面身体力行,作出表率。父亲作为中纪委书记,要求别人做的,总是自己首先做到,并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其身正,不令而行。他不仅为自己立下“不收礼、不吃请”的规矩,还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得违反。他常说:“很多人送礼是为了有求于我,我若收下,以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他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家人搭乘他的车;不准家人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家人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还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五是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父亲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他把这一思想方法运用到“文革”后的纪律检查工作中,提出对冤假错案必须坚持有错必纠,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极大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纠正不正之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他要求各级纪委深入调查研究,无论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法纪严肃处理。
从1978年到1987年,在父亲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九年里,建立健全了党内政治生活规则,加强了党纪党规党法的制度化建设,恢复重建了党的各级纪检组织,培养锻炼了一支作风过硬、能力突出的纪检干部队伍,为新时期党的纪检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九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各种经济犯罪案件达70多万件。卓有成效的纪律检查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从中看到了党和政府端正党风、惩治腐败的决心,坚定了全党乃至全国对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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