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为深切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精神风范，深化对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的认识和研究，兹刊发我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座谈会”7位专家的发言摘要，供大家学习参考。

毛泽东精神的当代价值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林元

    毛泽东精神是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实践经验、行事作风以及毛泽东同志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升华出来的精神结晶，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我拟从六个方面对毛泽东精神进行概括：

    一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我们党的历史各个时期都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这一精神一次次挽救了我们党的革命事业，一次次挽救了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使得我们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

    二是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他的一生都在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他坚定的理想信念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就可能被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所影响。这方面，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精神，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即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毛泽东精神的核心价值追求。

    四是不畏强敌、不畏艰难、敢于斗争。这是毛泽东同志极具个性、也是中华民族非常突出的一种精神。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就是凭着这种革命精神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强调这一精神，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些人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华民族要永续发展下去，就必须主权由中国人民自己掌握，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和发展，必须大力弘扬这一精神。

    六是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把改造世界归结为两项任务，即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并且将之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这体现出革命的实践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注意改造主观世界的自我革命精神。今天我们进行的党的建设、作风建设以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是这种自我革命精神的体现。

    今天，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本质上就是坚持和发扬毛泽东精神。我们坚持和发扬毛泽东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教授 何怀远

    毛泽东同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丰硕，实践成果巨大，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启示。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发展进步中的问题，把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形成能够指导中国发展进步、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说的那个道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学理，而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智慧，离开中国社会进步发展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悖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和全部价值指向，夺取革命胜利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毛泽东同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理论逻辑对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是什么，同时搞清楚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能够容许实践做什么，从而把需要与可能、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实现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根本目的和目标。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科学回答了资本主义病在何处、社会主义路在何方、认识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怎样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这种立场得到了它的科学理论观点的支撑，它所主张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是为实现其立场所决定的根本目的目标服务的，一句话，只有既符合立场要求、又有理论支撑、同时又能有效实现根本目的目标的创造，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否则，即使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或其他经典作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都是要修正甚至抛弃的。这就是毛泽东讲的“矢”与“的”的关系。其实，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已经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党的八大提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违背了他提出并坚决主张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顾中国社会实际，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犯了一系列以理想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所说：“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割裂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断章取义地抽出任何一个论断把它绝对化，看似有根有据，实则曲解马克思主义；名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则背离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统一，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同志的反特权思想

及其现实启示

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桑学成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为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和权力观，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毕生致力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始终将消除特权思想、铲除特权现象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课题。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反对特权的思想，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四风”问题，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反腐败必先反特权，这是腐败治理的共同规律，也是毛泽东同志从严治党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同志始终认为官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思想和作风，主张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反对特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内外夹攻”的对策：内靠整党整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外靠人民监督，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

    当前，重温毛泽东同志反对特权的有关论述，对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有益启示。

    首先，必须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官僚特权是“反人民的作风”，他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喻成鱼与水、血与肉、土地与种子、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强调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反对党员干部谋取任何私利和特权。这启示我们，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必须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落实好“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丢。

    其次，必须既依靠群众又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依靠群众反对官僚特权，是毛泽东同志反特权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泽东同志首先把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到反对特权中来，创立了依靠群众反特权的思想。人民群众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感受得最真切、最具体、最痛恨，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须臾不能离开人民群众，否则，将一事无成。但毛泽东同志“依靠群众”的方式是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种做法虽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特权和腐败的蔓延，但也存在许多弊端。在战争远去、运动不再的今天，反对特权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干部队伍建设为关键，走出一条既依靠群众又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既靠教育更靠制度的党的建设新路子。

    第三，必须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 极易形成特权。要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公开透明、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探索加强和改进权力监督的有效途径，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从源头上堵住特权产生的“通道”，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和“私仆”，从根本上铲除特权现象。

杰出的战略家和实践家

南京市委党校教授 陆剑杰

    评价毛泽东同志，必须把他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的历史变革之中，考察他肩负的历史使命，论定他对于这一根本性变革所起的独特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的超群卓越之处在于，他是探寻时代风云、创造科学体系的伟大的思想家，洞悉时势机变、制定胜利谋略的杰出战略家，怀有不屈意志、指导革命进行的卓越实践家。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成就主要在于：坚决抵制和批判教条主义，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开辟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道路，达到了震惊寰宇、“换了人间”的目标；还在于：制定各个历史阶段的战略预见和战略规划，实行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更在于作为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征服了万千惊涛骇浪，打赢了大小战争无数。

    毛泽东同志具有战略家的雄才伟略。他的战略观察力，使他能智慧地把握大千世界和复杂中国的宏观结构。对旧中国“四个同时”的不平衡状况的生动描述，对于二战后世界美苏之间存在“中间地带”的分析，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他的战略思辨力，使他灵活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于战略谋划之中。他的矛盾的对立方面和同一面均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的哲学新解，令他智谋迭出，用“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处理统一战线内国共两党的矛盾。他的矛盾的对立面之间具有“亦此亦彼”的中介的学说，令他立出一连串三项式，使“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规律掌握手中。他的战略预见力，使他具有深谋远虑和忍耐坚韧的品格。他的战略决断力，是多谋善断基础上的意志力。他的战略掌握力和战略穿透力，确实卓越不凡。

    一个战略家总是在一定时代的一定阶段活动的。能不能适应时代和阶段的变迁而前进？这对战略家是个考验。战略家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活动有三点需要着重肯定：第一，他深刻思索。写出了适应新时期要求、对于中国的战略开展具有指导意义理论创新著作，包括《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为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理论准备。第二，他精心谋划。努力按照实践发展的要求，在战略上为后人作了许多大事。特别是确定了党和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原则，为全党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基本前提。第三，他忧思久远。提出了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战略目标，探索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论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

的现实指导意义

省社科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吴先满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之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和看法，不仅对我国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对于搞好我国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十大关系》强调指出，重工业是建设的重点，是投资的重点，但是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必须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提出统筹协调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我们必须深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互动，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遵循《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我们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农业发展，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走农业现代化道路，以进一步发展提升农业，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健全农民社会保障，使农民同样享受与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社会公共服务与福利待遇。

    《论十大关系》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全部轻重工业70%在沿海，30%在内地，是历史形成的不合理状况。《论十大关系》强调，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同时也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沿海也可以建新厂矿甚至大型的，沿海原有轻重工业要改扩建，以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并且利于备战。遵循《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先富带后富、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新世纪之初，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不久相继推出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取得好的效果。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按照《论十大关系》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东部沿海地区也必须充分利用，重视发展。近几年来，国家批准实施了一系列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可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论十大关系》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个方面，各生产单位都要有相对独立性，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余地、一点利益，不妥。要兼顾国家和农民、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的利益。遵循《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在深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深入调整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关系，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特别是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着力扩大消费特别是城乡居民消费；健全、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与办法；减免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费。同时推进国企央企攻坚改革；改进完善收入分配管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深入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等。

毛泽东同志对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思考

扬州大学党办主任、教授 周建超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成功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

    第一，在社会发展动力上，首次明确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发展贯穿人类历史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矛盾原理，首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明确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范畴，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上升到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和全面推动社会有机体向前发展的高度，从而凸现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有机体整体构成和发展中的终极意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内容和运动变化的根源。

    第二，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强调世界历史条件下具体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可以跳跃式地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问题，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国梦，也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

    第三，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提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发展阶段。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接着，又区分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其后，毛泽东同志又多次讲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