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写给新戚的一封信

　　编者按：毛岸英1949年10月24日写给亲戚向三立的信，60年后读起来依然能够让人深深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怀。信中所表达的思想，对于我们党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永葆党的先进性，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热烈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本刊特刊出此信，以飨读者。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生活）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上

　　1949年10月24日

　　有感：反腐倡廉 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60年前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写给亲戚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平常的信，但它的内容却极不平常。它集中表现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执政为民的高尚品德。这无疑是我们当时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及一切敌人的重要保证；同时，这也是今天进行反腐倡廉教育、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