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是周恩来入学南开学校100周年，其间的学习和生活，为一个真诚爱国者向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转变，进而成为道德政治双重品质流芳千古的一代伟人打下了坚实的发展根基。作为精神风范的基础，周恩来思想情感丰富、人格魅力独特，早在青少年时代就非凡超群。披览其在南开学校的校中书信习作，赏阅斯文，如慕斯人。

    一

    书信善于表情达意和直接与人心灵沟通，在古代就是一种专门的文体，民国初年正规学校的国文课程中仍为必教必学的科目。周恩来就读南开学校期间的50余篇作文中，书信体多达12篇，篇篇展露出一个少年学子多彩而趋于成熟的情感世界。

    考入南开学校的转年春天，周恩来的第一篇书信作文《春假约友赴山海关旅行短札》有对山海关的描述，“长城委婉于西，渤海之涛于东，关号第一，地居险要，是行或有所得，胜于闷居斗室百倍”，显然是出于对大自然和祖国河山的酷爱，并由此而生“观察燕赵之习俗，复有昔日所谓慨感悲歌之士者”之愿，表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愫。此时，周恩来已于三年前由江苏淮安先到东北沈阳后移居天津，小小年纪的故乡情在感受祖国南幽北壮之自然美景的同时，增添了新的社会认知，尤其身临日俄蹂躏，深感亡国之危。1915年年初，日本以“二十一条”推进独霸中国的侵略行径。在天津救国储金募款大会上，刚满17岁的周恩来作为南开学校演说会会员现场演说，号召奋起图强，誓雪国耻。正值学校书信作文课程，便借《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的命题表达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疾呼“彼以铁血凌人，我徒恃赤血而无黑铁”，唤醒“忍辱含垢，低首言和”的梦呓，畅想“聚中国数十万州县之款而集之”后，自己祖国将会有一个多么美好的远景。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其瞬间破灭。

    目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而内心激荡，立志爱国救国为己任，这是中国近代绝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经历的人生道路，周恩来也不例外，只是早在青少年就表现出与众不同。如《驳友人论时事书》言道：“修德敬业上三致意焉。”仅有远大的爱国抱负和满腔热忱无法力挽狂澜，只有读书、修德、敬业充实自己，才能利于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如果说，中学时期以后周恩来才开始对拯救国家、振兴中华之路的寻求，那么，南开学校时的爱国之情，则主要表现为“寻路”志向的萌生到确立。

    富于情感的周恩来在书信习作中多处写到同学情、朋友情。从他入校不久的3篇书信习作中我们看到，由于周恩来惜时爱友无私助人，故而在走笔劝学勉进时能够出自真心实意，悉心体贴。例如，“光阴当惜，一去不返”（《劝校友勿旷功课从速销假启》），“多啖生物，无非致病之由；食不按时，是乃招疾之媒”（《劝友人慎重饮食免致时疾启》），“奈弟以关河修阻，不获亲瞻颜色，以尽友朋之责，良用歉然”（《约友入足球队启》）。尤其令周恩来关注的是同窗的精神世界，如他对赴上海求学的朋友别样关切，“浦江俗尚奢淫，守身非易，一朝失足，恨成千古”（《劝友人慎重饮食免致时疾启》），希望与自己同庚之学子无论身处何域，都能坚守高洁志向，远离庸靡世风。

    经常触动周恩来情感世界的莫过于亲情。书信文体中的家书多指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往来信函，其常规内容亦为日常生活琐事及其情感表达。1916年3月间的《禀家长书》周恩来写得不同寻常。在与长辈亲人的丝丝窃语中，简洁问候匆匆礼数后便倾情道出一个少年的亲情感悟：“侄自问痴长十八年，大人抚之育之，至今仍一无成就。家中赡养，不能稍分大人劳肩，反使大人只身走千里外，为子侄谋衣食，侄罪重矣。濒行时，侄殊不欲至站恭送，以伤大人之心。但忆七载依依，承欢膝下，骤别慈颜，忽觉亲我者又少一人，是以萦怀莫去，绕绕不能离异。”先辈的舐犊之情与儿女的孝敬之愿表达得淋漓尽致，不仅会使读信的伯父动容，也令所有亲闻者感动不已。

    书信习作中周恩来种种情与感的流露，虽其年少，但也离不开他的内在意识和精神思维，从中我们已经感到了美好情感对人的崇高品质的奠基与促成。

    二

    作为时代伟人，民族之子，周恩来崇高品质和人格精神的塑造离不开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历史，既需要深厚的土壤，又必须有独特的天赋。

    首先基于家境与身世的熏陶及影响。长辈们的行为风范、温馨的母爱、嗣母教养和陶冶，使周恩来从小就表现出好学、仁慈、礼让等高尚品格的天赋。成长到10岁左右就扮演起“当家人”的角色，使他较早领悟到封建大家庭种种排场、礼仪背后的文化素养，自幼受到了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从南开校中作文不难看出，周恩来已在努力从个体生命的完善及发展的角度出发，较多肯定了儒学的一些义理。与此同时，墨家的兼爱思想、道家的柔和理念、法家强调功用和注重实际的主张，以及兵家的权变理论等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周恩来对学习传统文化具有较自觉的激情：“吾华以四千年之历史，最古之文化，得立于今，而尚未若埃及之丘墟，犹太之荒址者何哉？岂非以先民之遗泽未斩，幽幽之国魂尚续，得以维系之乎？”（《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此外，他还花了精力研读《史记》、《资治通鉴》、《汉书》等正史，也读了一些演义话本，受到其中所记录、描述的悲壮历史的启迪，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悄然滋生。

    在这深厚的土壤中，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重难返，各种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都在进入周恩来的情感世界，憎爱分明首当其冲。面临亡国之危，周恩来无比痛恨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双重压迫，又看到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异常激烈，保守派、改良派的复古与维新争执不休。在《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中，周恩来猛烈抨击维新改良和保守复古者使“国将及踵亡”的行径。二者均不可取，那么何为正道？信中指出，“吾国国魂尚在若继若续之际，振危固自有道”，此道即是对国家有智有情，“不智则国之真象不明，不情则国之沦胥有日”，“智而不情，失于高逸”，与世无益；“情而不智，流于昏弱”，与国无补。论道这般救国之策者真不愧为少年才俊。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东方文明的哺育，不是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身系积贫积弱的国土以及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行径的耳闻目睹和义愤填膺，何以如此出类拔萃。

    像南开学校这样的新的教育及体验深深触动了周恩来的内心灵魂，随着学识的增长与积累，加之一些进步教师的开导，眼界不断开阔，思维标新立异。1916年冬天所作《组织冬夜学术研究会启》表面上动员校友参会，读后却让人感受到南开学校四年学习生活对周恩来情感世界及其独特思想风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在南开学校读书，远离家乡，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绕依父母膝下。于是他特别重视友情，以校为家，视同学为兄弟。这也为周恩来的天赋即强烈的进取精神提供了实践机缘。他尤其看重对德才出众者处以深交，“夫交友之道，贵相知心；而切磋琢磨，尤赖吾朋”。他还注重交友以促进德业，“是以友也，不止为通声气而已，学术之辅助，德业之引诱，均藉友朋以提携之，而后日方足有为于社会”。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期表现并培育起来的出于个性本色的情感世界，随着日后不断成熟，十分自然地溶入这位伟大革命家的精神品格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悉和推崇的情感炽热、宽豁大度、沉着稳重、谦恭可亲，同时庄重坚忍、至情至义、公心无畏、明达磊落的周恩来精神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