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冬季，父亲带着我哥哥李杭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大家听说李苦禅举办画展，一时间永安饭店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呢，百分之六十的画便都有主儿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付了钱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写上收藏人的姓名。那些迟来的富商巨贾们，面对贴着红布条的书画佳作，也只有望画叹息的份了。7天画展一结束，我父亲立即让黄浩情报组人员把钱取走，作为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那年冬天特别冷，父亲和我哥哥穿着夹袄长衫，为了御寒买了顶帽子，一条围脖儿，俩人两手空空地回了北平。

    1940年夏天，我父亲再一次来到天津“三不管儿”租房作画，这一带老百姓很喜欢他豪爽的性格，我父亲很健谈，前来看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的人更多。有一些富商和洋行阔老板也闻讯赶过来，10天时间所有字画抢购一空。卖字画得来的钱分文未动，又以同样的方式交给前来取款的情报组成员。

日本人关押李苦禅的地方，沙滩北大红楼

    数次赴天津卖画，我父亲名冠津城，无人知晓卖画所得巨款的去向。他的行为最终还是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把他抓进了宪兵队监狱里。日本人对我父亲严刑拷打，绝不招供，九死一生。后来，日本人惮于他的社会声望，如果杀了我父亲，则对“日中和协、共存共荣”的伪善门面不利，所以把他放回家了，但时不时派人监视他的行踪，以期“放长线，钓大鱼”。但黄奇南仍旧以学生模样，夹着作业来向老师学画，反而不犯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