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间，亲爱的父亲臧克家离开我们快十年了，可我感到父亲始终在我眼前，在我心中。随着2014年2月5日父亲十周年忌日的临近，我胸中又涌起了回忆的波澜。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当年6月，父亲臧克家从工作达7年之久的人民出版社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书记处书记，接着负责筹办《诗刊》并担任主编，由此和毛主席结下了诗缘。

    上 书

    1956年11月，《诗刊》筹办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第一炮怎样打响？父亲拜访过郭沫若、冯雪峰，徐迟去找了艾青、冯至，听取意见并请他们大力支持。徐迟与吕剑等同志搜集到社会上流传的毛主席诗八首，大家如获至宝，编委会决定上书，请毛主席亲自审定并允许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

    这封上书是由谁执笔誊清的，若干年后有过不同的说法，直到1997年5月底，父亲（那时正因病住在协和医院）派我和我爱人汪本静二人从中央档案馆取回上书毛主席信的复印件，“争议”自然就解决了。信是父亲用毛笔抄写的，写信的时间是1956年11月21日。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

    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在诗歌的园地里，已经显露了百花齐放、百鸟啭鸣的春天来临的迹象，西南的诗人们，明年元旦创刊《星星》诗杂志；《人民文学》、《长江文艺》都准备来年初出诗专号；诗歌在全国报刊上都刊登得很多。这是一个欢腾的时代，歌唱的时代。热情澎湃的诗歌的时代是到来了，《诗刊》因而诞生。

    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那八首，大都已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印在他们的《中国诗选》的卷首。那八首，在国内，更是广泛流传。但是，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

    我们附上那八首诗词的抄稿一份，请加订正，再寄还我们。如果您能手写一首，给我们制版发表，那就更好了。

    其次，我们希望您能将外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国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诗刊》是二十五开本，每期一百页，不切边；诗是单行排的，每页二十六行。在编排形式上，我们相信是不会俗气的；在校订装帧等方面，我们会恰当的求其讲究。

    我们深深感到《诗刊》的任务，美丽而又重大；迫切的希望您多给帮助；静下来要听您的声音和您的吟咏。

    《诗刊》编辑部

    主编 臧克家

    副主编 严辰 徐迟

    编委 田间 沙鸥 袁水拍 吕剑

    1997年6月1日父亲在给时任《诗刊》主编的丁国成的信中说：“《诗刊》上书毛主席的信，原稿（应为复印件——本文作者注）大力弄到，从中看到亲切、希望、天真之情。将给吕剑同志一份，当年签名的，他与严辰健在，其他均已逝世，能发表一下，有历史意义。”

    《诗刊》1997年第12期发表了这封上书毛主席信件的复印件。

    喜从天降

    1956年11月21日上书送出之后，《诗刊》社的同志们焦急地、殷切地期待着……突然，喜从天降，1957年1月12日毛主席给《诗刊》编委们来了亲笔回信，还给了18首诗词，除了《诗刊》抄呈的8首，又加上了10首。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大事啊！整个《诗刊》编辑部和作家协会都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现在把毛主席的这封信抄录如下：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主席给《诗刊》的十八首诗词是（按《诗刊》创刊号刊登顺序）：《长沙》《黄鹤楼》《井冈山》《元旦》《会昌》《大柏地》《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长征》《六盘山》《昆仑》《雪》《赠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北戴河》和《游泳》。

    毛主席用自己关于诗的一封信，用自己雄伟瑰丽的诗篇，支持了刚刚诞生的《诗刊》。

    召 见

    收到毛主席的信和18首诗词后，父亲正奢望什么时候能见到毛主席，向他请教有关诗歌诸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召见的喜讯传来，真是喜出望外。1957年1月14日上午11点，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同志给父亲来了电话：“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来接你。”父亲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车子驶入中南海，直达颐年堂门前。进入殿门，房间宽阔，静寂无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殿内静静的，静静的，我的心却很紧张，很紧张。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呵，毛主席站到我们身旁了。他安详和蔼地同我们握手，让座，自自然然地从烟盒里抽出支香烟让我，我说：“我不会吸。”主席笑着说：“诗人不会吸烟？”毛主席的神态和谈话，使我的心平静怡然了。主席问：“你在北大教书？”“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我回答。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我趁机问：“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主席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主席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话没说几句，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无忌了。谈起《诗刊》创刊，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数问题。我说：“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一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二十万，《诗刊》仅仅印一万，太不合理了。”“你说印多少？”主席问。我说：“公公道道，五万份。”主席想了一下，说：“好，五万份。”我天真地说：“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水拍用眼睛向我示意，赶忙说：“不用了，不用了。”

    上面的话，仅仅是个开场白，随着情绪的高涨，无拘无束，越谈越多。主席先从国际重大事件开头，谈了他的看法。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只默听，没法插嘴。他忽然向我们发问：“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问得突然，我们说：“不知道，主席看呢？”“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是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我们会意了。

诗人嘛，谈话总是离不开诗，不多时，话入到主题上来了。毛主席是喜欢、看重民歌的。他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毛主席喜欢三李，是人人皆知的了，但他对我们并没有提及，只说：“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又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毛主席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经水拍重复了一下，我才明白。

    一看表5点了。不能再多占用主席的宝贵时间，我们便告退了。他送出殿门，站在那里远远地向我们招手，高声地嘱咐：“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回到家中，想起与毛主席亲切会见的情景，我心情激动，诗思潮涌，21日，一气呵成了《在毛主席那里做客》这首长诗。

    一炮打响

    毛主席把自己的诗词交给《诗刊》发表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这是《诗刊》创刊号成功的最大保证。

    此外，我记得，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在《诗刊》发表之后，第二天各报刊才转载。在我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一家刊物有过这样的幸运，受到过这种待遇，那是何等风光，何等荣耀啊！

    以上种种情况为《诗刊》的诞生营造了绝佳气氛，把大家的胃口吊得足足的，全国都静静地、殷切地期盼着。

    《诗刊》创刊号1957年1月25日面市，正逢春节前夕，下雪天，大街上却早早排起了长队，不是买年货，而是争购《诗刊》。这件盛事成为文苑佳话，载入了史册。

    《诗刊》创刊号的出版轰动了文坛，轰动了全国，这不仅是文坛盛事，也是全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诗刊》创刊号破天荒地一下子集中把毛主席的18首诗词推介给全国人民，让人民第一次发现和认识自己的伟大领袖原来还是位伟大的诗人。《沁园春·雪》大气磅礴，豪气冲天，经《诗刊》发表后，各大报刊竞相转载，音乐、广播、戏曲、曲艺界人士也相继谱曲、朗诵、演唱，全国各地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学习，神州大地上迅速兴起了学习毛主席诗词的热潮。在《诗刊》发表之前，知道毛主席诗词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在此之后，毛主席诗词迅速普及到广大群众之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函件往来

    父亲给毛主席写信，无非是约稿、谈诗。父亲利用主编《诗刊》的便利条件，不时给毛主席写信约稿，总想毛主席有新作能先在《诗刊》上发表，以增加《诗刊》的影响。父亲写信从不留底稿，他一共给毛主席写过多少信，不得而知。毛主席一共给我父亲写过7封信，其中1961年11月30日的信中说：“惠书收到（两次），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明年一月内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那时再通知你。”1961年12月26日又来信说：“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6页）

    父亲说：“我多想再次面聆毛泽东同志对新诗的意见！我知道，这个问题始终挂在他的心上。”

    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在开国大典上，在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父亲多次见过毛主席，但都是仰望和远望，没有机会接近和交谈。1957年1月14日受毛主席召见，与毛主席谈诗论文是唯一的一次。后来虽相约谈诗，但未能实现。而有的先生却在文章中说，毛主席召见过父亲多次，这是不对的。

    毛主席的6封亲笔信（1959年的一封刚收到不久就被组织收回，因此父亲手中只有6封原信），父亲一直小心地珍藏着。曾让我远远地看过，但不许翻动一下，可见爱惜之用心。1966年刮起了“文革”风暴，抄家之风盛行。父亲担心造反派突然来抄家，把他最宝贵的毛主席的亲笔信抄走，一旦损坏或者弄丢，那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怎么办才好，父亲跟我商量过。万般无奈下他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通过组织上交，使毛主席的手迹得以安全妥善保存。当时父亲只提了一个要求：有朝一日能给一份复制件作为纪念。

    斗转星移，人世沧桑。1997年5月底父亲派我们夫妇二人去中央档案馆取回了毛主席6封亲笔信的复印件，父亲1966年在危难时刻提的要求终于实现了。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兄弟姐妹继续精心地珍藏着。

    同在一个诗的世界里

    以诗为媒，产生友情；两颗诗心，和谐跳动。毛主席在新的诗词发表前，总送我父亲一份，征求意见。父亲了解毛主席的平等待人、真诚相见，所以不揣冒昧，敢于坦率表示个人意见。毛主席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前，我父亲看后修改了几处。毛主席1962年4月24日在回信中说：“你细心地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何等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