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批评了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他号召同志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因为只有不断地“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才能够使党与群众工作实现彻底转变。1953年 6月，刘少奇在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提出：“青年团员的重大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刘少奇不仅不遗余力地倡导全党同志要勤于学习，而且以身作则，无论是在青少年时期还是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孜孜不倦地刻苦读书，把学习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终身不怠。

　　学习一定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在陕北的时候，刘少奇经常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多学习文化知识，如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时任中央警卫团班长的许志望讲：“当然了，学文化有困难，困难可以克服嘛。哪一个人的文化也是通过艰苦努力得来的，要有点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刘少奇不仅勉励别人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读书，他自己更是坚守这种精神的模范，“啃书”是他终身都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刘少奇自幼酷爱读书，在早年求学期间，他一直把学习抓得很紧，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曾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肖劲光回忆到：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少奇同志学习很刻苦，“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中国同学既要上课还要做工，而“每天只有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充饥，有些同学受不了，想退学，但刘少奇却始终表现得很坚定，“学习得很好”。

　　从苏联回国后，刘少奇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但是无论革命形势多么危急、工作多么繁忙，他一刻也不放松读书学习。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来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天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他，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当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对着闪闪跳动的烛光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看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1942年，刘少奇奉调从苏北回延安工作，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跋涉万里，越过日伪103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滨海、沙区、太岳区三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就是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刘少奇硬是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比较系统地学了一遍。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繁重的工作使得他实在抽不出整块的时间学习，但是他仍然抓住点滴的时间读书。1951年秋，因长期紧张的工作，刘少奇累倒了，毛泽东要他到杭州休假一个月，但是他并没有安心休息，而是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学习了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1998年11月20日，江泽民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刘少奇的一生，其中特别指出：“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刻苦学习，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的精神。”刘少奇这种可贵精神的养成，一方面是因为他终身坚持学习，另一方面则是缘于他善于结合实践学习。

　　刘少奇对于学习的态度，最反对的是空谈，主张最力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理论结合的实践，刘少奇不仅主张结合当下的实际，更强调要未雨绸缪，着眼于未来。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谈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定了”，现在“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一定要结合当前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未来的工作，刻苦学习。

　　学习不仅要靠努力方法也要弄对

　　刘少奇不仅主张要勤于学习，更强调要善于学习，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如1948年他曾对马列学院学员讲到：没有理论是不行的，不学马列主义理论是不行的，而“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对”，“只努力而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自认为学到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