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必须处理好伟大事业与个人功名地位的关系。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就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上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解放全人类的实践。他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重名誉，不重个人名位。把个人的权位看成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实现“大志”的平台，而不是人生目标的本身。所以，在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组长。周恩来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对确立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作用。长征中，张国焘以四方面军人多为筹码，要挟中央，说如不解决“组织问题”（给他更大的权力），就“无法顺利灭敌”。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为顾全大局，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议后，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建国后，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提出了工资等级表，把总理与国家副主席放在一个等级栏内。传阅时，周恩来把“总理”勾下来，与副总理放入一个等级栏内。他从不宣传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宣扬他。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其中，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作出了特殊贡献。但是，周恩来从不以功臣自居。甚至还竭力抹掉由他首创或带有他个人印记的某些东西，把他的重要理论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融入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在周恩来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这反映出他做大事 ，不争当大官，重事业，不追求个人名位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始终把领导职务看作一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责任。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承担过各种最复杂、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西安事变、劳山遇险、万隆会议-----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临危不惧，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忘我献身的精神。

　　这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使命感、责任感，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上。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是我党历史上极端困难、十分艰险、濒于分裂的时期。周恩来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不顾个人的荣辱毁誉，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两次挽救党于危局，使党渡过了难关。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灾难中，他没有选择“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他身患癌症，去养病也未尝不可）；也没有选择“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是毅然选择了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忍不拔、顽强卓绝的斗争，尽其所能挽救危局。他抱着“下苦海”、“入地狱”，牺牲自己的决心，尽最大可能减少这场灾难对党和人民的打击，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结束这场灾难的道路。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忘我牺牲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李先念讲：“他是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叶剑英讲“最艰难处显奇才”。陈云讲：“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再次为人民立下了大功，也体现出他的大德。

　（二）“廉洁奉公，鞠躬尽瘁”。

　　周恩来是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政廉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最忙的人。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邓小平讲，周总理“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华侨称他为不知疲倦的“钢人”,外国人称他为“全天候”总理。他被看作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代表。

　　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办事严谨周密，一丝不苟。带出了好的队伍，形成了好的作风。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他对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科学的工作制度，培养了一支对人民高度负责、具有严细精神的科技队伍。钱学森讲，由于总理的精心组织领导，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死人最少，花钱最少，发展很快，效果很好。创造了一流的工作业绩。从中可以体会到，胡锦涛同志要求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不仅是个作风问题，也是提高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问题。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它是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吃苦在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尊重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今天看来，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周总理终生保持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建国后，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大厦，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政府大厦。”他反对各地建楼堂馆所，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困难时期，国务院开会，不上茶。在一个大盘子中放上一小包一小包的茶叶和烟，上面都标着价，谁用谁付钱。他个人生活非常俭朴。他所住西花厅的房屋，窗户列开大缝，冬天工作人员只好用报纸把窗户缝糊起来。地面潮湿，铺的是大块方砖。有关方面，几次要给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绝了。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把房子简单地维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做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了全部责任。后来部长们说，“总理，你别再检讨了，再检讨，我们都要落泪了。”总理说：“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副总理、部长们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其实，他的住房设施非常简单，办公室连个沙发也没有，还是他检查出癌症后，毛主席送给他一个特别的单人沙发。他的笔筒就是个普通玻璃杯。他日夜批阅文件，连个台灯也不让买，还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铁棒、铁皮给他制作了一个。西花厅有养鱼池、水榭，但是，周总理生前没有让放过水，他说浪费。他之所以终生艰苦奋斗，是因为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而是把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

　　周恩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身居高位从不谋私。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乘车到医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机老杨记下公里数，自己交汽油费。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礼。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为路途遥远，退回去，鱼会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把款汇过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戒，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

　　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利用权力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

　　他没有子女，但对自己的亲属、晚辈，不仅不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因胃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认为这样等于不工作，拿干薪，影响党的形象。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意见，让胞弟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他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员。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把周恩来的侄媳妇孙桂云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恩来知道了，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劝侄子侄媳带头响应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号召，后来一同调回淮安。周恩来的表兄万叙生写信请他为当临时工的表姪女安排个正式工作，周恩来回信说：“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殊照顾。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国刚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周恩来就让侄儿周荣庆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在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周恩来又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插队。 1970年12月，周秉建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总理对周秉建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不能搞！”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总理生前对亲属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无工作者总理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许请客送礼；不允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艰苦朴素；不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有任何特殊。五十年代，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提出警卫保总理的安全，医生保健康，秘书保工作 ，周恩来看后，又特别加上一条， “保政治影响”，即周总理、邓大姐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维护党的政治影响。在商品短缺年代，总理出差，规定身边工作人员不能在所住招待所买内部价的便宜东西，需要什么，到市场上去买。“文化大革命”中，总理知道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人走后门，把孩子送到部队当了兵，很生气，都让他们给孩子办理了退伍手续，仍送回农村插队。

　　（三）“海纳百川，品德纯美”。

　　周恩来以人为本，坚持唯物史观，从内心深处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他关心人们的政治权利、物质利益、精神需求等多方面的利益，只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宁愿牺牲个人的利益。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者，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求真务实的品格。他重义守信，待人以诚。他是把理性与情感、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得恰到好处的政治家。他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实事求是，在关系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利益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退让；在该坚持的原则问题上，决不动摇。他坚持真理，但他又非常重感情，讲信义，通情达理，为人敦厚热情，品德纯美，产生了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都有他许许多多的知心朋友。在人们心目中，他是领袖、伟人，又是良师、益友，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好公仆。

　　周恩来品德纯美，不仅表现在战斗、工作、社会生活、人际交往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是思想和灵魂的结合，是共同信仰、共同理想的连结，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互敬互爱的夫妻情感人至深。

　　在艰难困苦、生死关头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疡，邓颖超三天三夜守在他身边。因无法消毒，只好用雪山上的冰块敷在肝区上部，以控制炎症的发展。三天后，周恩来排出半盆脓，才转危为安。周恩来清醒后没有两天，邓颖超因掉下沼泽后就发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了。邓大姐坚持把这支针留给周恩来，自己靠坚强的信念挺了过来。

　　在事业上，他们互相理解、互相鼓励，配合默契。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委员职务，担任部长。周总理都没有同意。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实行薪金制时，有些人争级别，闹待遇。周恩来为在全党树立廉洁奉公，正确对待名权位的好风气，总是带头压低自己和邓大姐的工资、职务和待遇。定工资时，邓大姐被定为5级，周总理又给改为6级。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提议让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件事压下来了。周总理去世后，1976年12月，邓颖超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她的秘书赵炜问及是否知道当年毛主席的提议时？邓大姐说，早就知道此事，并且很平静地讲，“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

　　在生活上，他们互相关心，相濡以沫。周恩来日理万机，仍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邓颖超的健康。他有夜间办公的习惯，有时开会，凌晨三、四点钟才驱车回到家。为了不影响邓大姐休息，总是与工作人员蹑手蹑脚地从屋后的小道绕行。外交秘书陈浩亲切地称这条小路为“周恩来小道”。

　　有一次会见客人，按组织上安排，邓颖超与周恩来一起见客。平时是在楼上会见客人，秘书正要做准备，总理到了，吩咐说：“今天小超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小超上楼了。”事情虽小，但让人体会到关心之细微，爱情之深厚。

　　参加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在一个星期中只睡了l3个小时的觉，他怕邓颖超担心，回国前特别嘱咐秘书：“不要让小超操心，她身体不好，我睡得少，回去补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有时到早上八九点了还没有睡觉，邓大姐怕干扰他的工作，又担心总理的健康，就写个纸条，让工作人员放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提醒他“恩来，该休息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热烈而经久不衰，老而弥坚。1969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美战争仍在继续，美国飞机经常在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心。周总理安全返京，一进门，邓大姐就快步迎上去，说“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周总理把邓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拥抱在一起，周总理深深地在邓大姐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令人羡慕，那么令人感动。

　　他们的婚姻达到了“革命与生活的和谐”。1984年，84岁高龄的邓大姐在回忆她和周恩来几十年热烈、专一、美好的婚姻时说：当时“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们在革命的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 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得失，不计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婚后，他们把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让（简称“八互”）作为相伴终身的准则，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的爱情不断升华，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成功、最忠诚、最美满、最幸福的革命伴侣和生活伴侣。如黑格尔所讲，“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很有教益。

　（四）“民主平等，严谨守纪”。

　　什么是民主？刘少奇讲过，民主精神“就是平等精神”。周恩来是平等待人之典范。他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有一次，由于周恩来的汽车驰入中南海时车速较快，警卫战士小韩没有看清规定的汽车出入信号，就挥起指挥旗拦住了汽车。但当小韩看到周总理在车内向他微笑致意时，顿时不知所措，竟忘了向总理立正敬礼。周恩来看到了小韩紧张的神态，所以，一下车，就给警卫处领导打了电话，请转达对小韩的歉意，并热情地赞扬小韩坚持原则的负责精神。

　　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当记者为了抢拍毛泽东与外宾握手的照片，把照相机的长镜头放在了周恩来肩上。拍完照片，发现把总理当成了长镜头的“支架”，十分内疚和不安。周总理却微笑着点点头，似乎是在说：同志，没关系，这有什么呢？周恩来经常提醒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在国务活动时我是政府总理；在党内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群众中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他平等待人，因为他投身革命，就是为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他认为执政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他指出：党在执政后，“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执政党必须“经常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他不仅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民主教育，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完善党的执政方式问题。

　　周恩来具有很强的民主意识。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不仅要敢于和善于听取各种意见，而且还要主动地去“发现”、“寻找”各种意见，并创造条件使人能发表各种意见。他鼓励干部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讨厌那种唯唯诺诺，看领导眼色行事，人云亦云的作风。1971年9月上旬，一天晚上，总理在人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200人。讨论中，有一个用词，总理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提出意见，认为总理修改后用的词也不妥当，应再修改。这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开始总理也不同意纪东的意见，大家各抒己见，展开争论。经过争论，总理说，“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最后，总理语重心长地讲，“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他是遵守纪律的楷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仍然像普通党员一样，自觉地参加党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和主动争取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监督。按时交纳党费。周恩来有个特点，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和公民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凡是要求他人不做的事，他带头不做。对于党内的保密纪律也是如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爆炸时，当时不知能否成功，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周恩来说：“这件工作与邓颖超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告诉她。”邓大姐是见到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号外，才知道此事的。

　　他是开展批评的榜样。周恩来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过失误，也犯过错误。但他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隐瞒。大一点的错误，他真心诚意地作检讨。对小的失误，他也不敷衍了事。他作自我批评，决不强调客观原因，而是首先着重从自己的思想、作风，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去找根源。他所领导的工作出了问题，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而且帮助有关同志尽快弥补损失。他经常严肃地、公开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求得党和群众的监督，并用于教育干部、群众。他说，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够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还要看他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他强调，“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他常讲：多少战友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还有什么缺点不能克服，有什么错误不能丢掉呢？

　　周恩来对干部、对工作要求很严，他也批评人，但总是出以公心，同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注意批评的方法和艺术，注意保护同志的积极性。因此，对于他的批评，人们心悦诚服，受益匪浅，甚至想多听听他的批评。

　　如果每一个党员，特别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够像周恩来那样，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党就会更加充满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就有了更加可靠的政治保证。

　　（五）自勉自励，生生不已。

　　我们学习周恩来精神，包括学习他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自我完善的精神，学习他进行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和科学方法。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经说，她之所以要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够向他们揭示人生真谛的人物，而不是现在西方宣扬的那些被扭曲了的人生‘价值’。”周恩来的一生，不仅向青年揭示了人生真谛，而且也揭示了如何成为“英雄”的“奥秘”。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共产党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英雄。周恩来之所以成长为人们公认的一代楷模，与他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也与他长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紧密相连。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实践中刻意进取、自我完善的结果。他在领导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率先改造、完善着自己，成为自我完善的典范。研究他进行党性修养的特点、正确途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增强党性，完善自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是会有很大启发的。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自觉性、持久性、实践性、彻底性、开放性和科学性。

　　自觉性。党性修养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对共产党本质属性的深刻理解和内化；是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动态中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统一，不断开创实践和认识新境界的过程。党性修养主要不是靠外力、更不能靠强迫，而主要是靠调动党员内在的积极性，通过自强、自律实现党员的自我完善。因此，党性修养贵在自觉。

　　周恩来具有极强的自我完善意识，在提高自身素质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性。青少年时代，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注重对自身道德品质的修炼。随着年龄增长和忧患意识、责任感、使命感的增强，周恩来把担当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和培养担当大任所需要的品德、才干、人格紧紧地结合起来。

　　“五·四”运动时，他把“革新”与“革心”作为觉悟社的宗旨，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革新”是要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革心”是要清除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以及阻碍改造中国、实现“革新”宗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不“革心”，难以实现中国的“革新”；不投入“革新”社会的斗争，难以实现自我的“革心”，要自觉地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他批评了那种只知道社会不好，人心不好，却对“改造社会和人心”“连一点毅力和奋斗精神也没有”的懦夫思想，也批评了那种只图个人“显亲扬名”，“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他提倡觉悟社社员“到民间去”，接近劳动群众，与工农结合。为了“革心”，他还提出了“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接受批评”的公式，并作为组织原则列入觉悟社会章。此后，他一直在革命实践中，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净化社会、升华自己。他东渡日本，西赴欧洲，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和自己的思想，不断剥离思想中的“杂质”，抛弃“军国”、“贤人政治”、“‘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使思想不断升华，逐步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认定“主义”之后，他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他深知，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还要铲除剥削阶级意识，造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他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无产阶级只有首先清除掉自己身上沾染的旧社会的污泥，给其他劳动阶级做出榜样，才能带领他们共同前进。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先锋战士，更要带头进行改造。

　　而领导干部担负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责任。宣传教育工作如何有效？一靠讲的是真理，人家才信服；二靠人格，自己身体力行，才有号召力。即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则令也不行。”如果说一套，做一套，那只能是“台上你讲，台下讲你。”有些领导干部总是以改造别人自居，“党性修养”、“为人民服务”虽然挂在嘴上，但都是说给别人听，要求别人干的，自己并不实行。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指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 周恩来一再指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 “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都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 ，“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 周恩来一生都在主动、严格地改造自己，完善自己。1943年写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等 ，并终身实践这一修养要则。建国后，他担任开国总理，但仍然“戒慎恐惧”地工作，自觉地完善自己。

　　持久性。党性修养贵在坚持。周恩来常讲“生生不已”，“生生”是中国哲学术语，承认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时时有新的事物产生，也就是讲自我完善和改造不仅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而且要有持久性。周恩来不仅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而且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终生的必修课，提倡人人要修养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之所以把党性修养作为自己终生的必修课，是因为他对党性修养的长期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长期性。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将会长期存在，并影响我们。“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 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放松了党性修养，忽视了思想政造，就有成为旧思想、旧势力、旧作风俘虏的可能。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员，只有终生进行自我改造者，才能终生具有抗腐蚀的“免疫力”。一个真正具有强烈革命事业心的党员，必然会把党性修养作为终生的必修课。

　周恩来认为，党性的时代性，决定了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终身性。时代不断前进，党性不断发展，对党员的要求就会不断提高。进行党性修养，不仅要抵制错误思想影响，还要吸收新知识，学习新本领，不断完善、发展自己，使自己适应时代的要求。他常说：“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

　　此外，周恩来还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党员自我完善的长期性。党性修养，既包括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又包括提高党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毛泽东曾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达到主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但世界是不断运动的，矛盾无时不有，矛盾无处不在。我们通过增强党性修养，解决了思想、工作、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但随着生活的前进，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解决新的矛盾，在新的高度上，达到主客观的新的统一。我们在某个岗位上，适应了工作的需要，岗位变化了，又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完善自己，具备新的素质，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的需要。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我们逐步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认清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又需要探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各种新的矛盾，达到主客观世界的新的统一。人们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中，不断提高、完善、前进的。周恩来说，一万年后，还有思想上的矛盾，还要改造。人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永无止境的。

　　实践性。党性修养，贵在实践。这种实践性突出地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相接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周恩来理论联系实际，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有些人把改造自己、完善自己只是写在纸上，讲在嘴上，实际上并不实行。他们也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只是要求别人干，自己却处处打着个人利益的小算盘，争名争利，争权争位。或满足于能够应付工作，不思进取，甚至提出“不做不错，少做少错”的庸官思想。周恩来则言行一致，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实践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周恩来还主张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党性修养。共产党人不能搞唯心主义的闭门修养，也不是为修养而修养，离开了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党性修养就偏离了正确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党性修养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他要求领导干部进行党性修养，要过好“五关”。这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党性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要求及经验总结。

　　第一，过思想关。周恩来讲就是进行思想改造，“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向题，也就是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带头清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带头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第二，过政治关。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周恩来指出，“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可能在这个斗争中站得稳，在那个斗争中又站不稳了"。 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立场问题还表现在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和我们的党性上。特别表现在能否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上。“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陈独秀、王明的立场不保险，高岗的立场也不保险？”“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

　　第三，过社会关。一般都讲过思想、政治两关，周恩来特别提出过好社会关，他说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极为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这一非常艰巨的任务，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周恩来常对党员干部说，中国社会是复杂的，它的特点“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国情，才能自觉地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保持党员的纯洁性。他还指出了过“社会关”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你在国内过好了社会关，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国去又变化了。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 过社会关就是要自觉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习惯势力的影响，自觉地改造社会，而不被社会上旧的习惯势力所吞噬。周恩来带头同以权谋私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为家属谋取半点私利。他带头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裙带风作斗争。他在过好社会关方面，为全党做出了榜样。

　　第四，过亲属关。就是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做到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而且还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也就是说要以坚强的党性去教育、影响子女、家属，而不被子女家属的错误思想影响和左右。周恩来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　“这四百零七个人”指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周恩来讲，“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周恩来在过亲属关方面，率先垂范。他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私利，也不暗示他人为亲属谋取私利，当别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予他的亲属某些照顾，甚至是合理的照顾时，他也总是对这种“照顾”提出严肃的批评，并对自己的亲属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

　　过亲属关，在今天，是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重要内容。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正是因为过不了亲属关，放纵自己的亲属子女，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取私利，严重脱离了群众，败坏了党的声誉，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