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和消费的平衡，在工业建设领域具体表现为处理好国家、工厂建设积累资金和工人消费资金的合理比例关系。在积累国家发展和工厂建设资金的同时，还要顾及到工人的生活。1953年，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1958年11月，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3］541。1956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指出：“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像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显然，厂房、机器、设备直接投入生产，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设施就不单是为生产，也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积累和消费的平衡，在农业建设领域具体表现为处理好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毛泽东反对苏联那种以损害农民利益来获得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政策，主张通过实行较低农业税，采取缩小工农剪刀差以及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等政策来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他指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但是，农业本身也需要积累。“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他还指出：“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毛泽东还把积累看成是一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的过程。他说：“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6］200

　　三、毛泽东合理分配思想的当代启示

　　纵观毛泽东的社会分配思想，在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之间，主要倾向是反对“过分悬殊”。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社会分配的基本格局是“公平(均平)优先，均中求富”。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客观上看,中国贫穷落后的国情和计划经济的体制限制了分配差距的拉开。在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毛泽东原来希望既能多、快、好、省地推动经济增长，又能迅速使老百姓摆脱贫穷，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使毛泽东认识到，“赶超式”的经济发展并不可行，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甚至需要100年。因此，在有限的社会消费品分配中，也只能是“公平(均平)优先，均中求富”。

    主观上看，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对于社会分化保持警惕，他不愿意看到分配中出现“过分悬殊”、“两级分化”等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是与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体现的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因此，在毛泽东晚年，无论是对农村中“包产到户”，还是对企业中“八级工资制”，凡是有可能助长“个人主义”、导致差距扩大的做法，他都心存疑虑，予以批评。1974-1975年期间，他多次谈到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都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他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自己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分等级，搞等价交换，保护了资产阶级法权，实行的是不平等的制度。由此可见，以按劳分配为核心的合理分配机制之所以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这与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实践按劳分配制度认识上的变化和反复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毛泽东关于合理分配的思想和实践，为推进当前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反思教训，同样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启示一：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分配制度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基本制度。人们能否各得其所，基本的合理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人们的积极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他提出的要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生产和生活，公积金和公益金等方面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这就是分配制度的问题。当年刘少奇在谈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也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并且建议同志们要好好研究这个分配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7］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注意到分配领域必须防止两极分化，使广大老百姓都能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当前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为了让所有人，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以及社会弱势群体都能同样享受到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然而，由于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配制度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7月的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而这种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8］这些数据表明，虽然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速度为9.4%，社会财富总量大大增加，但这种高速增长的成果却未能公平合理地被所有社会成员所共享。实践证明，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直接影响到社会主要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甚至会诱发社会动荡。

　　启示二：构建合理分配制度，需要更加关注分配过程的公平合理。

　　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够将社会所创造的价值、财富和其他利益，以及社会合作的负担、责任合理公平地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和各成员充分地组织起来和调动起来，使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从而有效地保证社会和谐。因此，分配制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分配本身。当前，建立和有效实施各种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利益分配法律和规则，创建经济有序竞争和稳定增长的宏观环境，促进机会平等；通过公共政策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各种社会福利措施，建立社会再分配的公平机制；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积极创造公民接受教育与发展自身才能的平等机会。这一切都是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做出的努力。

　　第一，应该使劳动成为一切合法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财政政策的杠杆，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第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各种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一方面，需要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合理的刚性的工资增长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个人收入基础制度使各级政府都有一本账，能够清楚地辨明，谁是富人、谁是穷人，以防止出现“穷人的税收、富人的福利”的悖论现象。第三，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建立以高、中收入群体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社会调剂来说，税收的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用来维持生活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计；二是通过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等税种的征收，可以适当减少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和财产，以有效地缓解贫富分化的趋势。当前，国家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利用税收制度对高收入者进行一定的制约和调节，对低收入者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等等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距离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距离构建和谐社会，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

　　［5］董辅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99.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4.

　　［8］蒋兆勇，马浩亮.贫富差距逾警戒线中国重新衡量效率和社会公平［OL］.

　　文章来源：江苏省委党校《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