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6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两阿提案”，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知消息后，毛泽东高兴之余，对周恩来、乔冠华等人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

　　毛泽东颇为赞赏的南北朝时期梁朝名将韦睿，也深谙此理。公元508年，南郡太守韦睿受梁武帝委派，督众军支援安陆（今湖北安陆县），以防魏军南袭。韦睿下令增筑城墙，并开挖大堑，起造高楼。众人笑其胆怯，韦睿却说：“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勇。”毛泽东读至此批注说：“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魏军闻韦睿来援，且有所准备，便退兵而回。韦睿不战而胜。

　　“为将当有怯弱时”，不是讲的畏葸不前，也不是讲的一筹莫展，而是讲的应该具有不恃“专勇”而知己不足、智勇兼备的制胜之道。出席第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谦虚谨慎，不卑不亢，出色地完成了历史性的使命，谱写了新中国外交史上光辉的一页。历史上人称“飞将军”的夏侯渊不听曹操告诫、不懂“为将当有怯弱时”，为显赫战功所迷惑，恃勇轻敌，最终命丧黄忠刀下。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为将当有怯弱时”呢？毛泽东送给乔冠华等人两句话，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没有调查研究，脱离实际，正是一些夜郎自大、一味逞强的领导工作者的病灶所在。毛泽东一贯重视和强调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批驳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伟大真理。干革命需要满腔热情，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莫不如此。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样不能忘记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50年代后期，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左”的错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党和国家建设事业遭受沉重打击。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时我们不少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认识，敢想敢干的勇气有余，而立足实际谨慎筹谋不足，未能真正懂得“为将当有怯弱时”的道理。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反思道：“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被胜利冲昏头脑，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也是一些领导工作者没有能够真正懂得“为将当有怯弱时”道理的一种表现。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总结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