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粗俗主义影响下，国人长期眼盯着那些看得见、过得硬的东西，耗尽资源，掏空廉价劳动力的青春，并承受着不可挽回的环境、生态、社会、伦理的失序，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而支配所有生产过程、价值标准及财富分配的却是外来力量。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信仰，没有自己的理念，没有自己的原则，没有自己的担当，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有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人云亦云的思想，只有自欺欺人的面子，只有机会主义的行动，只有粗制滥造的产品。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打工仔，打工仔连现代意义的工人都算不上，因为没有工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待遇和权利，他们缺乏生活保障、养老保障、教育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难以走出打工仔的命运。中国经济老板层的极少数人虽然享有丰厚的利润，但在世界市场上也处在边缘状态，绝没有呼风唤雨、引领潮流的能力。促成这一经济格局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仍然在主张着高校产业化，实际上是利用国人对高等教育的高期待、高投入，提升GDP数字，另一方面提倡大学培养蓝领，也就是世界工厂所需要的普通技工和廉价劳动力。

　　我们需要反思的第二个问题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又从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对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和分析

　　西方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在其特有的文化潜质里，这又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源自希腊哲学的理性思维，追求客观、普遍、可实证的规则，它是现代科学和法理思维的基础，我们操控千变万化的自然对象，靠的就是科学规律的把握，我们建立人与社会的普遍法理秩序，靠的就是契约意识的认同，这是现代文明大规模、高效率、有秩序的最终奥秘。

　　另一方面，源自犹太教的一神教信仰，把人们的精神关怀聚焦到彼岸的、超越的世界，这使人们远离肉体本能的欲望和日常生活的诱惑，这看似与现代文明没有关系，有关系也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引导人们脱离实际。但正是人对彼岸世界的信仰构成一个坚固的精神平台，这是任何其它文化难以塑造的，当上帝被当作终极的理性规定者和体现者时，信仰与理性走向一致，宗教便由精神的麻醉剂转变为现代理性的启蒙者。

　　信仰与理性本身有对立的特性，但两者在欧洲中世纪的开始就达成了某种默契，信仰为理性提供精神平台和寓所，理性为信仰提供合理化的依据。在早期，古代文化在蛮族的厮杀和竞争中荡然无存，宗教狂热常常抑制理性的成长，但同时也给了理性必要的保护。随着文明的进步，宗教以自身的变迁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理性启蒙和普及作用，近代科学技术和法治国家都诞生在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社会的内部，就是这个道理。

　　由此看来，国际接轨只能获得现代文明的既定成果，也就是获得人家理性智慧的结果，却不一定能激发自我的创造能力。因为人的创造力来自内在的精神世界，它需要远大的关怀、超越的信念、全面的教养，需要智慧上不断启蒙和创新。文化创造力才是不断提升自己内在动力，因此，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才是长远命运的真正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