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暑期，毛泽东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当时，他们身无分文，却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可以说，“游学”为毛泽东日后养成调查研究作风，打下了坚定的基础。也正是“游学”，耳濡目染，手写心记，才使得毛泽东对当时的社会实际有了重要的认识。

    后来，毛泽东又搞过几次调查，如，1927 年春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1930年从峡江去吉安布置撤退工作，在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4个乡(村)的调查等。他深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

    当前，有许多领导干部不注重社会调查。遇到下乡，要么百般躲避，要么走马观花。即使下了基层，也是前呼后拥，车接人送，大讲排场。简单点的，听下汇报；认真点的，再多翻些材料。调研汇报秘书来搞，粘贴复制甚至照抄。这与毛泽东注重社会调查、时时处处“唯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曾经批评有些人：“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少同志的心变得浮躁，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与其下乡吃苦，还不如把时间花在贪图享乐上；二是一些同志一心“唯上”，热衷于揣摩上级的意图，认为只需按上级指示办，不需要深入实际开展调查。因此，我们必须多学习毛泽东同志，迈开两脚，到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

    一方面，要学习毛泽东同志调研纵、横结合，确保分析问题有深度。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迷信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做法，他们只是照抄照搬马列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胡乱指挥，给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当时的实际，采取重点调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解剖麻雀”，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弄清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指引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

    另一方面，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点、面结合，确保指导工作有力度。土地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入农村实地调查，正确地制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确立了“依靠贫农和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在广泛听取实际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一系列政策。所有这些政策，都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十分强。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11月16日举行的２０１１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强调：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领导干部应当学习毛泽东的调研“游学”态度，走出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如此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