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在阅读有关史料时，看到这样的故事，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两次“挨骂”，但从毛泽东“挨骂”后的处置艺术，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宽广胸怀和伟人风范。

　　第一次“挨骂”是在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里的一根木柱，延川县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同一天，一个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公开处理，杀一儆百。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得知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去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第二次挨骂是在第一次“挨骂”后不久发生的。一天，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犁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决定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随即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凭这些，人家骂得就很有道理呀！”当天晚上，毛泽东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毛泽东和伍兰花聊天唠家常，了解到伍兰花家里的情况后，当面对钱益民嘱咐到：“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罪过，是个敢于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不管老百姓死活的那一套。

　　通过这两次事件后，毛泽东从群众的怨气骂声中深刻反思，举一反三，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接受了李鼎铭先生的建议，会议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干部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两次“挨骂”，毛泽东不是想着如何去处理“骂”自己的群众，而是从群众的怨气中查找工作的不足，开展积极的自我批评，为全党作出了表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

　　作为党的干部，不管职位有多高，根本职责都是为人民服务，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对我们工作提出的意见甚至批评，不仅是能否做好工作、赢得群众支持的前提，也是对干部作风、修养、气度和胸襟的考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干部时常自诩为群众的“父母官”，习惯于掌声和奉承，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一旦群众有什么意见或者批评，就怒气冲冲、火冒三丈，认为是群众给自己“过不去”、“对着干”，要么当成“耳边风”、对群众的意见置之不理，要么是百般辩解、拒不认错，有的甚至还视提意见的群众为“刁民”，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想方设法打击压制。出现这些情况，说到底，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干部党的宗旨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