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毛泽东谦逊好学，经常手不释卷，广泛涉猎。并且能够放下架子，积极主动地向别人求教，在兼收并蓄中丰富自己，在取长补短中完善自我。他曾向诗人臧克家和身边工作人员梅白请教，尊称他们为“一字之师”和“半字之师”。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三个重要人物，毛泽东却坚决不学，深自引以为戒。

    不学石达开

    1863年5月，一代名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全军覆没。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使蒋介石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破灭。

    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到了西昌城下，都是绕道而过；第二，入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都是猪年，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渡河十分困难；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但是结局却迥然不同，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成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原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深合民众愿望。这个主张，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意义非凡。“北上抗日”对各派军阀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红军只是借路通过，不是抢地盘来的。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军阀，利于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而石达开由于历史局限性，没有处理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致使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1935年5月，红军主力部队在当地彝族首领小叶丹指引下，到达安顺场。在安顺场，中革军委决定再次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在这里渡河，沿河东岸朝北前进；中央红军主力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最后在泸定会师。这种战略战术，可以说是一个进退灵活的“双保险”。另外，红军高昂的战斗精神，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拼搏，使之常常在“死地”得以化险为夷。红军是拼死作战而生存，而太平军却抵抗不力，最后甚至寄希望于投降。因而，石达开在大渡河折戟沉沙、红军在大渡河意气风发就不难理解了。

    不学西楚霸王

    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之后，蒋介石退守长江沿岸，为延缓解放军的攻势，他大打“和平”牌，念起“和平”经，欺骗热爱和平的全国民众。企图划江而治，卷土重来。

    但是毛泽东抵制了外界各种压力，提出惩办战争罪犯，改编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要求，被国民党拒绝。由此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整个大陆。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泽东踌躇满志，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豪迈诗句。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太过看重个人名声，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有实力、有能力歼灭刘邦军的时候，没有歼灭刘邦军，而是“爱好和平”，放了刘邦军一马，导致最后被刘邦军歼灭，中了十面埋伏，落了一个乌江自刎的悲剧。

    因此，毛泽东的这句诗，“不可沽名学霸王”，指的是不要因为过于爱好不可能实现的和平，而断送革命前程。实际上，任何反革命在处于弱势的时候，都是虚伪地表示爱好和平，企图利用革命领袖的那种爱好和平的个人名声，对革命领袖大加夸赞，以逃过覆灭的命运。但这种时候就千万不能够上当，就不需要太过于看重个人的名声，或者说该用兵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犹豫地用兵，占了上风就必须得理不饶人。

    不学李自成

    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时，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然后又说，“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1644年，他带领农民军从陕西出发，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很快攻下北京城。但是，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从北京城败退出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宣告彻底失败。对于李自成，熟谙历史的毛泽东是经过认真研究的。他看了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后，非常重视。进京前后，他是特别担心我党重蹈李自成覆辙的，所以多次提醒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千万别在革命胜利后，就贪图享受，忘记节俭，脱离群众，葬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