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薄一波同志回忆，１９４２年８月，一天，边区政府正在开征粮会议，天降暴雨，雷电交加，把参加会议的延川县县长击死。街上老百姓中就有人说怪话：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主席？保卫部门要追查讲这个话的人。可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让追查，而是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反感。后来检查发现，陕北这么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征收１９万大担公粮。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他们不满。于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能再这样办了，决定把公粮减为１６万大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受到群众的拥护。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及“雷击”事件：“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作风十分民主的，他的确“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１９４３年春天，薄一波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讲到反对张国焘路线的问题，说有一次听抗大汇报工作，他们谈到原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队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战士回答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下这几个战士。毛泽东同志说，我当时表示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从几个战士的不满中，发现并纠正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扩大化错误，团结了原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和战士。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随后，他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

　　针对类似事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他还进一步提醒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自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例如，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对此，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又专门谈道：“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怎样才能避免或正确解决群众闹事的问题呢？毛泽东曾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高度，深刻阐释了解决群众闹事的办法，指出：“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