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一部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成功上演，看过《东方红》的中外人士都为之震撼。以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形式，史诗般地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展现在舞台上，这是《东方红》的一种独创。

　　《东方红》这一艺术丰碑，是周恩来开创的。受非洲歌舞形式的启发，搞一部艺术与历史完美结合的中国式的歌舞，是周恩来的心愿。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他的心中开始酝酿一个宏大的创作设想，就是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这年7月，他批准了中宣部《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决定成立创作领导小组，并明确表示：这件事我要亲自抓。

　　但是，以什么样的思路和风格艺术地再现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做到艺术与历史的高度统一？周恩来在指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的时候，率先提出了“要采用史诗的写法”的想法，他认为，“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排演《东方红》，就是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中国革命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这时起，《东方红》就开始了用“史诗的写法”来创作的历程，力图深刻地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同时还“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使人得到艺术享受，真正达到艺术与历史的高度统一。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1964年8月开始启动。为了内容和形式都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周恩来在明确艺术与历史高度统一的原则基础上，对作品主题的确立和艺术表现手法的把握，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就是要用艺术的手法，总结和反映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然，史诗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的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要把中国革命这幅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小小的一方舞台上，只能是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勾勒不好，缺乏艺术的创造和加工，就容易成为政治说教，收不到理想的效果。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并把它艺术地再现出来，直接关系到能否充分表现作品的主题。为此，周恩来多次给编创人员讲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强调要重点把握党的三大法宝和三大作风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努力把这段历史的闪光点展示出来。

　　主题确定了，还有一个艺术表现的手法问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斗争的历史，还处于摸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为此，周恩来反复提醒大家：“我们搞的是一部史诗，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它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真正达到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他特别强调，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他认为：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总之，他强调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为了使《东方红》能够准时上演，周恩来亲自投入创作设计。如《东方曙光》是这部大型舞蹈史诗的第一场，准备用歌舞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一直找不到现成的歌曲。周恩来为此着急的时候，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到音乐研究所找到了一首名为《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的诗歌，又请作曲家李焕专门作曲，周恩来听了之后非常满意。他认为词曲很好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充分表达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题。为了进一步突出主题，他还亲自设计了布景：天幕的左侧是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在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青年毛泽东的头像，在两面旗帜引导下，行进着中国革命的队伍。这个布景，很好地烘托了意境，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立即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仅在北京就连演14场，观众场场爆满。10月16日晚，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也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满意之余，他还亲自接见了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

　　《东方红》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看后既震撼又深感启迪良多。10月6日，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的文章，其中写道：“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是一场很好的歌舞，而且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它赋予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发自内心的感言，充分说明了《东方红》在内容和形式上给予广大观众的感染和震撼，也是对周恩来关于要“用艺术形式将中国革命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的最好注脚。

　　《东方红》演出成功后，周恩来曾经说过：“《东方红》要演下去，它是用我国人民的血汗写出来的”；不仅要演下去，而且要写出新的作品，“要一部一部地写下去”。

　　1984年，在《东方红》公演20年之后，《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上演。这是又一部史诗性的音乐舞蹈作品，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献给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厚礼。这部作品的演职人员中的许多人当年都参加过《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按照周恩来倡导的艺术与历史高度统一的创作原则，饱含热情地投身到这部新的史诗创作之中。

　　《中国革命之歌》与《东方红》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的时间跨度不同。《东方红》描写的是从五四运动到开国大典30年来的历史，而《中国革命之歌》表现的则是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初期140多年的历史，无疑，后者的历史视野更加广阔。其次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更多的文艺工作者能够参加演出，现代化的舞台和创作条件，激光、投影等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不仅增添了《中国革命之歌》的磅礴气势和绚丽色彩，也使得它的艺术创造和表现力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