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光：我父亲秋收起义上的井冈山，那时师长、团长跑了多少，可他没动摇。干了几十年革命，父亲对毛主席充满崇敬之情，怎么可能去害他呢？这在逻辑上也说不通啊。

    历史总有还原其真面目的那一天，即使人们不关注了，真相也永远有价值有意义。

1982年黄永胜与家人在青岛合影。前排左起：黄扉扉、黄永胜、黄乐乐、黄果果、后排左起：吴露、黄春耀、项林、黄春光、谭笑。

    从黄纯光到黄春光

    我生于1943年冬天，正逢日寇扫荡，我生在保定县一个山洞里，所以小名叫“冬洞”。

    生我之前死了个男孩，生我之后又死了一个，加上3-4个月时，父亲带着我行军去延安，沿途照顾，所以特别心疼我。

    父亲可能打过我的弟弟们，但从没打过我，我小时候叫黄纯光，按家谱，我属“纯”字辈，可上小学时我怎么也写不好绞丝旁，每次纯字都写得特别大，就和父亲嚷嚷着要改名，他拿我没办法，就叫我黄春光了。

    父亲个子高，1.78米左右，真正的南人北相。他湖北口音浓，很多人都听不懂，像大多数军事干部一样，他沉默寡言，不怎么和子女沟通。看我们成绩不好，他也会骂，他只上过三年学，完全靠自学成才，他喜欢读书，每次我给他背古诗，他都特别高兴。

    回家晚了没饭吃

    从小到大，很难见到父亲。辽沈战役时，我们住在哈尔滨，他偶尔回来开会、休整。这是部队习惯，每次大战结束，领导们便回来放松，听戏、跳舞、玩，因为谁也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见面。

    后来我听父亲的参谋说，跟黄永胜打仗，特轻松，因为他对部队比你都熟悉，敌情判断比你都准确，所以没事干，但打完仗特累，因为清点战利品、安置俘虏等，他从来不管。

    1950年，我到广州上小学，国民党飞机常来轰炸，那时广州人都穿木屐，满街噼里啪啦声，敌机一来，他们就都站着不走了，怕飞机上能听见。其实敌机目标是电厂、水厂，谁炸他们？

    那时小，不知道害怕。司令部办公楼后有防空洞，也没人去，只是我们这些小孩往里面钻，黑灯瞎火地自己吓唬自己。那时也常打架玩，管你是谁的孩子，照打不误，我个子高，没吃过亏。

    父亲忙，就让警卫员管，小战士们偷懒，有段时间天天带我出操、跑圈。在学校，我母亲是校长，所以我还算老实，学习成绩较好。但小孩都淘气，有时在泳池里一泡就是半天，错过午饭时间，父亲就不给饭吃。总之，他吃完就收桌子，不回来就饿着。上初中后，父亲说不能搞特殊化，让我去大食堂吃，不许在家吃。

    高考考得不理想

    1962年，“反攻大陆”风声紧，广州紧急征兵，那年我正准备高考，学校也不让我报名。结果闲话出来了，说司令员的孩子都不当兵，看来危险大，都别去了。为了影响，只好让我入伍。我倒也没多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呗。父亲说：我的孩子，当兵也会是个好兵。

    6月，我被分到海口的一个通讯营，天特别热，每天练习收放线，背着200米的钢包铜线跑来回，一天下来，浑身都湿透了，累得什么都顾不上。这时，单位突然决定让我继续考大学，但不能回广州，也没参考书，临时给我找了一套高中课本，这让我怎么考？

    我本想考“哈军工”，结果考上了长沙铁道学院。可我不想去地方院校，从小生在部队，有军人情结，最后母亲让我去了西安通讯兵工程学院。董必武的孩子，还有李小琳，都从这里毕业。

    当上“造反派”

    军校很严，除了晚饭后有一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其他都被安排得满满的，纪律面前，所有人都一样。学员们平时受压抑，“文革”开始后，开始贴大字报。领导很惊讶，把我叫去说，别人造反我能理解，他爹是伪保长，你造反，我不理解。

    我也贴大字报，但不往死里整人。一次要批斗院政委，他连夜叫我去，问到底要批什么，他好准备一下。我就去找柳传志，他是负责人，我问你们准备怎么批？别批不到点儿上。就这么把内容给套了出来，马上让政委去准备。

    第二天批斗时，大家给政委挂上牌子，那么细的铁丝，勒得脖子很痛。我就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咱们可别让另一派抓住把柄啊。大家问怎么办，我说反正牌子也挂过了，就别再挂了。就这么帮政委解了围。以后和柳传志见面，他直夸我有水平。

    父亲和林彪关系一般

    今天看“文革”挺荒唐，但当时确实一腔热血，发自内心，想装都装不出来。这与多年教育、宣传中的“造神运动”分不开。

    刚开始，我们这派受压，写大字报没墨，贴大字报没浆糊，另一派要什么有什么。一气之下，跑到北京，聂老总知道后，给我父亲打电话，让他管教我。父亲当晚在电话里就和我吵了起来，他说有人幕后指使，我说没有，你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

    父亲那时也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一度也受冲击，和一些老同志被林彪保护在京西宾馆。其实父亲和林彪关系一般，林彪这人就这个性格，和任何人都不讲哥们义气那一套，在家里，父亲很少提林彪，偶尔会说“林总身体最近不好”。

    解放后，父亲已经戒烟了，当上总参谋长后，又开始抽烟，那时他压力很大，江青很早就放出话来，说总长这次又选错人了。

    想上战场没去成

    在我印象中，父亲很少休星期天，每天工作再晚，第二天八点一定到办公室。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下基层检查，部队要送他10-20只鸡，他不要。结果人家给送上门来了，父亲大怒，当场就骂了起来，说不拿走就扔到珠江里。秘书劝他，鸡送回去也死了，干脆送干部食堂让大家改善生活吧，父亲才同意了。

    大学毕业时，我准备去海军，都和李作鹏说好了，结果那天他心脏病住院没上班，吴法宪就说到空军来吧，硬是把我的分配表拿去填了，父亲在一边笑，不置可否。分配表上要签字，父亲不签，是别人代签的。

    我说去空军可以，但我想去前线，吴法宪说太危险，没同意。

    我先在蒙自机场工作了一段，吴法宪说让我去体验一下打仗的滋味。那里很艰苦，不久调到天津杨村“防突击办公室”当参谋。

    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913”那天，我一上班，同事说昨晚北戴河跑了一架飞机，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出大事了。到消息被确认，我和大家一样，都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父亲知道后，大声说：跑什么跑？害死人！他连喊了好几遍。

    国庆节后，我被软禁了，接着被关起来审查。我什么事也没干过，不怎么担心，只是觉得心里没底。在审查期间，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录像，是王飞等人的审讯记录，看到他们说策划劫持“黄吴李邱”等人去广州，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这说明我父亲他们事先并不知情。

    我父亲秋收起义上的井冈山，那时师长、团长跑了多少，可他没动摇。干了几十年革命，父亲对毛主席充满崇敬之情，怎么可能去害他呢？这在逻辑上也说不通啊。

    4年多的时间，每天就是看材料写材料，专案组常拿来吴法宪儿子的交代材料，让我确认，和他爹一样，说了好多没影儿的事。

    当上了副厂长

    经过漫长的审查，最后结论是我听信谣言、攻击中央领导（就是说江青的坏话），但不予追究。虽然我不太同意，但想到再审查四年，谁也受不了，反正也不予追究，就签字同意了。

    出来后，几个子女一起想见父亲，但父亲不见，说不能以这种身份面对孩子。

    我单独去见，他同意了，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以前他伟岸的军人形象完全消失了，背也驼了，人很苍老。他在狱中患了帕金森症，没人照顾，上厕所要自己爬着去。我让他注意营养，他一声苦笑：“儿子，这是监狱啊。”

    我后来被分配到京郊的部队农场工作，1975年大裁军，要把我分配到偏远地区，我不同意，1976年，毛主席去世，长辈们劝我：“小冬洞，赶快离开北京吧，在‘四人帮’眼皮底下，早晚要被害死的。”就这么，我服从分配，到广东韶关一个厂去当副厂长，还好，领导是“南下干部”，很正直，对我比较关照。

    我晚年过得还好

    粉碎“四人帮”时，我们都很高兴，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父亲被审判的消息的，我也看了电视直播的审判全过程，我想看看究竟会是什么结果。

    后来父亲保外就医，领导让两个子女去照顾他，我和老三去了，我是长子，老三当时太苦了，在一个锰矿工作，离最近的小镇还有10多公里，去照顾父亲，多少能改善一点他的生活条件。1983年，父亲去世，只活了73岁，他临终时，说相信党最终能正确评价历史，他没说人民，因为他仍然相信党。

    我后来下海经商，做商人我也是个好商人，后来公司倒闭，总的来说晚年过得还好。对于过去的事，我也不想太多提了，历史总有还原其真面目的那一天，即使人们不关注了，真相也永远有价值有意义。更何况，也不能说今天的年轻人不关心过去，网上就有网友自发建的我父亲的纪念网站，很多年轻人在里面表达了敬重之情，我谢谢他们。

黄永胜

黄永胜与妻子和四个儿子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