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民，1915年出生于菲律宾宿务市，祖籍福建泉州鲤城区江南街道亭店社区，陕北公学校友。他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爱国华侨，其事迹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老校友的抗日故事，让我们深刻体会到那个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的悲壮与崇高。这些故事，如同穿越时空的信使，向我们讲述着陕北公学里的老校友，如何在大时代洪流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他们的名字，或许并未广为人知，但他们的精神，却如同璀璨星辰，永远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 ——编者按

    施纯亮和杨志民同是旅菲回国抗战华侨青年，杨志民先到延安，他们共同在延安学习生活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施纯亮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了纪念旅居菲律宾华侨杨志民，在抗战时期回国参战的爱国精神，写的《火样的革命热情青松似的革命性格》——记杨志民同志的文章全文如下：

    战友回忆文章

    我和杨志民同志相处期间，他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四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杨志民同志是福建泉州市亭店村人，侨居在菲律宾宿务市。抗战爆发不久，他就毅然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同其他五位华侨青年在党组织指导下，于1937年11月间从宿务市回国，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他们是抗战开始后，菲律宾华侨青年回国投奔延安较早的一批。当时，我和一些想投奔延安但仍在犹豫中的华侨青年学生，曾敬慕地称他们为“开路先锋”。当我们知道有六位宿务的华侨青年，前几天已经路过岷尼拉，回国直接去延安时，我和几位同学激动万分，纷纷下了决心：“开路先锋已经出动了，我们还犹豫什么?要快跟上去!”不久，我就和另外三位同学，冲破各种困难，紧跟“开路先锋”，回国投奔延安了。

    到延安后，我立即打听这六位“开路先锋”。得知他们已在几个月前胜利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我马上到“陕公”找他们。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杨志民同志。我十分高兴地对他说：“你们是开路先锋，我们在你们的鼓舞下，也紧跟上来了。一定还有许多人，会跟你们走这条道路。”

    杨志民热情地拉住我的手，笑着看了我好一会，然后既严肃又谦逊地纠正我的话说：“真正的开路先锋，是共产党，我们是党指挥下的战士。在菲律宾时，我就相信，和我们走同一条道路的，一定有成千上万个华侨青年，绝不只是我们几个。”

    后来，我也进“陕公”学习。不久，我和杨志民都被抽调到“陕公”廿二队一区队，并编在一个班里。

    杨志民表面上的性情比较沉静，对人似乎有些冷漠、孤傲。可是，一经接触，我才发现，他是怀着一颗多么火热的心，不论对革命事业，对同志，都那么忠诚和热情。刚一到班里，他就关心地问我：读过些什么理论书?还缺少什么学习材料?并详细地向我介绍“陕公”的教育方针、学习方法和要求。

    他一听说我没有笔记本子，就亲自去帮我买来几张有光纸和新闻纸，亲手替我装订起两本学习笔记本子。又带我进城到书店里，挑选购买了一些基本理论书：《列宁主义概论》《社会科学概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还细心地向我介绍每本书的要点、重点等。

    过了几天，他知道我很快地将《列宁主义概论》一书读完了，就关心地问我：“你认为列宁主义的最主要中心是什么?”我回答说：“是战略与策略问题。”他说：“可见，你并没有领会书本的主要精神。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战略与策略也是为实现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于是，我又将这本书从头认真地读了一遍，觉得杨志民讲得很有道理。从此，我们就常在一起读书，共同探讨研究问题，使我获益不浅。

    杨志民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志。我和他睡在同一条炕上，夜间，他经常帮助班里的一些同志盖棉被，那时虽已是春天，但延安是大陆性气候，中午时太阳暖烘烘，可是一到夜间，气温仍相当低，对我们这些在热带长大的人，仍感到寒冷，是一个极大威胁。

    我虽然有一条薄棉被，可是，由于没有烧炕的柴禾，土炕是冰冷的。我又没有铺垫的东西，到下半夜就常被冻醒，在被窝里冷得发抖。有一天夜里；我却睡得很暖和，一觉睡到起床号吹响。跳起来一看，才发现是杨志民将他的大衣盖在我的被子上。我很感动，想说几句感激的话，他却没有让我开口，笑着说：“我的棉被厚，再盖上大衣就热得睡不着了，大衣给你盖，正好，你暖和了，而我既不冷，又不太热。”其实，他的棉被也并不比我的厚多少。

    大概是五月里，我生了病，头疼发热，不能起床。那几天，正好世界青联、学联的代表团访问延安。为扩大国际影响，搞好国际统一战线，延安倾城出动热烈欢迎，党中央的有关首长也亲自参加欢迎，延安热闹得像过节。我们学校的同学，都出动参加各种欢迎活动。可是，我却偏在这时候生病，心里又着急又难过。班里的同学都去参加欢迎活动了，杨志民却主动放弃了这难得的机会，留下来陪伴和照顾我。他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似的，细心照料我，安慰我，帮助我取药、弄饭，还特意到校外一家小饭馆里买白面馍馍给我吃，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吃到的东西。那时，我怀念远在万里之外的父母兄弟姐妹，有一次不禁想得暗自掉泪。为怕让杨志民看到，我装睡觉，将头蒙在被子里。

    第二天，退了烧，杨志民扶我到门外朝阳的墙跟晒太阳。他挨着我沉静地坐了一阵，突然问道：“想家了?”我摇摇头说：“不想。”他脸色变得严肃了，说：“不对，我晓得，昨天你想家哭了。这也不奇怪，初离开家，又离得这样远，信也无法通，偶尔想一想，也难免，也并不丢脸，我有时也想家。不过，你不应该说不想家。做一个革命者，一定要忠诚坦白，不作假事，不说假话。”我听了很惭愧，就将自己的思想如实地对他谈了。从此，我们互相之间的感情更亲切了，我很愿意向他谈自己的思想活动，他也总是热诚地帮我提高认识。后来，我发现，班里许多同志，都同杨志民相处得很密切，有事总喜欢找他商量。

    那时，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党在敌后的力量迅猛地发展壮大，我们的军队扩大了好几倍，开辟和建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各地纷纷向党中央要求派干部。学校组织上也不断号召和组织大家到前线去，到敌后去，许多同学都响应号召上前线了。我满怀热情地多次响应号召，但都没有被批准，而要我继续留校学习。我感到受很大委屈，就告诉了杨志民。他说：“你刚入校几天，什么课程也未学，怎么就要急着出去工作?”我说：“《毕业上前线》那首歌里不是说：‘国难已经逼到了眉尖，谁还有心长期钻研’?我想立即上前线!”他又一次严肃地说：“革命热情还得加实际精神，这是《列宁主义概论》里讲的，学过又忘了?你革命热情高，很宝贵，可是，你当前的实际情况，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组织上不会让你马上到前线去的。”我急忙问是哪两个问题。他说：“第一，你对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还没有最起码地学一学，很多问题还认识不清楚，直截了当说吧，你的思想觉悟还不高。你要好好下功夫学习提高，出去工作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你的组织问题。入党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希望你争取在这里把这个问题解决，再出去工作。这可是个政治生命问题，第一生命问题呀!”我听了他这些肺腑之言，深受感动!

    过了不久，他多次找我详细地了解我的经历、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以及对党的认识等。然后，要我写个详细的自传交给他，并问道：“自传一定要真实，半点也不能说假话，能做到吗?”我庄重地回答道：“一定能做到!”我把自传交给他不久，他对我说：“组织上根据你来校后的表现，审查了你的历史情况，认为是好的。现在，你可以正式向党写入党申请书了。”我激动地问道：“我能够当共产党员吗?”他说：“我看可以。不过要经过组织上讨论批准。要是不批准，你说怎么办?”我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努力学习、工作，争取做个共产党员!”他满意地点头，说：“这就对了!我们都应该把一切全贡献给党。”后来，又经过党支部负责人的两次谈话，我很快地就被批准入党了。在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后，党支部负责人梁湘同志告诉我：“你的党小组长，就是杨志民。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里过组织生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在党内生活中，党小组长已变换了许多，可是，对我入党后这第一个小组长，印象最深刻，他对我的入党教育和政治上的热诚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

    杨志民对同志热情、谦虚，对自己却是严格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队到外面搞一天野营训练。这对我来说是很新奇的，虽然又要练紧急集合，又要背着背包行军、爬山，可是我总觉得很有趣。出发前，正好杨志民身体不舒服，疝气又正好发作，行走有困难。

    我劝他向领导上请假，不必参加。他却说：“要是真上战场，敌人打来了，还好请假吗?去向敌人请假吗?要求敌人等我病好了再来吗?”我说：“这又不是真上战场。”他听了很不高兴，说：“我看你呀，还带着一脑子小资产阶级的不切合实际思想，你当这是做游戏吗?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每一个课目，都是为了准备上战场，同敌人真刀真枪干!”他坚持参加了这次野营训练，一路上咬牙坚持，不掉队，还抢着帮别人背东西。当天晚上返校途中，作了最后一个训练课目：包围搜索一个小山头的残敌。这是较艰苦的，要分散成小组，冒着漆黑的夜色，漫山遍野地搜索，爬山、跳沟坎、登悬崖、钻小树丛，个个累得浑身衣裳汗湿透。杨志民尽管身体不好，却一步也不拉下，冲锋陷阵，做得那么认真，真像是上了战场一样，还不断向身旁的同志做鼓动工作。可是，回到学校，他已累得不能动弹了。

    1938年六月底，我们队的学习基本上结业了，大部分同学已纷纷离校奔赴前线和敌后，我也被批准到华北八路军去工作。和我同路去华北的，还有黄再生和孙xx(已忘他的名字)。这两位同志，都是和杨志民同路从宿务回来的。命令公布后，杨志民将我们三人召集在一起，恳切地说：“你们被批准上前线，我为你们高兴!你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我身边还剩有点钱，分给你们每人一块钱，在路上也好买碗茶水喝。”

    当时，我早已身无分文，当拿到他给的这一元钱的票子时，真是激动万分！这不是一张普通的钞票，而是一个革命同志火热的心呀！这张钞票，我保存好长时间，再困难也舍不得用掉。

    我们出发的那天早晨，杨志民很早就起床，帮我们整理行装，并一再嘱咐道：“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互相关心帮助。”我问他：“你准备到哪里工作?”他说：“现在还不晓得。听从组织安排，叫到哪里就到哪里。”我问：“你是不是要参加华侨工作团回南洋去?”他说：“这也要看组织上的安排，党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不过按我自己的想法，我希望能在祖国的土地上战斗一辈子，把我的全部力量贡献给祖国。祖国需要时，我随时准备献出我的生命。”他又说：“这一次，也说不定是我们最后分别。那也不要紧。我们是共产党员，就是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的。”

    那天早晨，我们出发去华北各地的有几十位同志，其中有好几位是我们区队的华侨青年。杨志民和其他许多留校的同学以及领导同志，将我们送出学校大门外，又沿着城东飞机场向东送了好远。大家一起慷慨激昂地高唱着《再会吧，在前线上》歌子，依依惜别：

    “再会吧，在前线上！

    民族已到生死关头，抗战已到紧要时候。怕什么流血，什么牺牲!坚决抵抗!

    把残暴的日本野兽，都赶出中国的地方!中华民族儿女们，慷慨悲歌上战场，的海一二不复失地誓不还乡!……”

    我们离开时，杨志民送我们走了好远，才停下步，我再次同他握别，然后昂首阔步向东方进发。那天的晨雾很浓，走出几十步，我和黄再生等几位同志再次回过头，想再看看杨志民，但被浓雾遮住，看不见了。我们就大声喊道：“在前线上再见!”听到了远处传来杨志民同志亲切而坚定的声音：“在前线上再见!祝你们胜利!……

    光阴荏苒，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杨志民同志却再没有见过面。1939年春天和冬天，我曾两次回延安，都急切地打听他的消息。有人告诉我说，杨志民同志在我去华北不久后，也分配去华北晋东南根据地工作了。但我打听不到他的具体工作单位，后来，还听到有人传说：杨志民同志在敌寇扫荡中牺性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找到他是否确已牺牲的证明，也打听不到他离开延安后的具体情况。只有他那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他那青松似的挺拔、正直的性格，永远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