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在北京总参某部维护一大队服役不到半年的我，被组织挑选担任王兆相将军的警卫员。第一次见王兆相将军，是在一个晴朗美丽的夜晚，我在兵种部首长秘书徐周选引领下，来到兵总部甲院王兆相将军家一楼客厅，身材高大、英武康健的王老穿着一身军服便装，很随和地与我握了握手，用地道的陕北话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家里都有些什么人、那年入伍的，和蔼的语气使我进门前的紧张烟消云散。得知我是陕西耀县人时，王老动情地说，耀县是革命老区啊，我就是在照金根据地学习的军事，耀县人民为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我很怀念在照金的那段岁月。

（王兆相将军和夫人刘静）

    “小李同志，你来我这里，就是到自己家啦。”当晚，王老的夫人刘静阿姨安排我住进一楼警卫员专用房间。在和王老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将军的言行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使我在部队这座大熔炉中不断得到锻炼，精神世界不断得到升华，信仰之钙不断得到补充，为以后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者和将军长子王延生（左二）、孙女薇薇、王兆相将军回忆录整理人、著名军旅作家王晓建（左一）合影）

    王兆相将军是陕西神木县沙峁乡王家后坬村人，1909年10月12日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7月至1930年底，在榆林中学就读，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31年回家乡做地下工作；1932年5月底，受陕北特委指派，寻找陕甘游击队，学习游击战争和军事，当年10月，在甘肃省合水县廉家砭村加入陕甘游击队，成为谢子长、刘志丹的战士；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按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后，王兆相将军先后被任命为团警卫队（也叫保卫队、特务队）队长、队党支部书记和骑兵连党支部书记。

    1933年8月，王兆相将军奉命从红二十六军回到神木家乡，担任新建立的神府红色武装的军事指挥员，历任神木红军特务队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陕北独立第三团团长、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在陕北特委和神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与神府军民一起，经过浴血奋战，创建、巩固了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并且在及其艰难的情况下，将孤悬于陕西省最北端的这块根据地坚持了下来，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王兆相将军率部转战华北和华东抗日前线，多次参加粉碎日军“铁壁合围大扫荡”、“拉网大扫荡”及对山东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解放战争时期，王兆相将军率部由山东开赴东北，参加了承德保卫战、三下江南作战和辽沈战役；又率部由东北进关南下，一直打到湖南，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著的战功。1955年，王老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勋章。

    我在王兆相将军身边工作时，将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顾问，办公地离家500多米，每天清早，我的工作任务是陪将军晨练，7点半吃完早饭后，再护送将军到办公室。王老坚持每天去甲院西门外的苗圃锻炼1小时左右，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早6点准时下楼，双手转着钢球，走路飞快，边走边和我说话、拉家常。70多岁的王老不仅身体好，记忆力也异常的好，提起在红二团的经历，老将军对红二团战斗过的地名、过程，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

    王老告诉我，红二团组建后，执行陕西省委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开入耀县照金地区，“那里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交界，是个几不管地带，但战略位置很重要。进，可切断陕西省南北交通的主干线咸榆公路；退，可撤入南梁深山区凭险据守。”焦坪战斗是红二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王老回忆道，此战，刘志丹等领导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战前，红二团先往西开向旬邑境内的马栏，制造打马栏的假象，麻痹焦坪民团。入夜，突然掉头往东直插焦坪，焦坪民团措手不及，被红二团俘虏60多人，缴枪60多支。

（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一耀州区香山寺）

    焦坪首战告捷后，红二团迅速撤离，南下号称“佛教胜地”的香山寺。说到香山寺，王老问我，你是耀县人，去过香山寺吗？我如实答到，我没有去过，听老人讲过去很宏伟，让刘志丹下令烧了。王老听了我的回答，当时就摇摇头，“谬传呀！”王老告诉我，红二团进驻香山寺时，寺里的和尚、尼姑大多数已经逃走，红军将寺里储存的粮食、牛羊分给了附近的穷苦老百姓，在寺内只住了一天。部队临出发时，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的杜衡让他带领警卫队没收寺庙财产，并放火烧了寺庙。

    杜衡的理由有二，一是这座寺庙欺骗老百姓已上千年，该结束啦；二是免得敌人驻进来成为据点。刘志丹是不同意烧庙的，刘志丹当时说：“这座庙是有名的古迹，烧了庙群众不满意，敌人也会趁机造谣的，还是不烧的好。”杜衡习惯用大帽子压人，当时就对着在场的刘志丹和红二团团长王世泰说到：“干革命哪能怕这怕哪的，不管那些，烧了它！”运走寺中财物后，杜衡亲自下令烧庙。王老说，看着气派的庙宇，将要化为灰烬，当时心里觉得十分可惜，又不能不执行政委的命令，只好叫警卫队的战士们点了火。

    王老多次对我交待：小李，你回家乡后，一定要给大家讲明，香山寺不是刘志丹下令烧的，刘志丹当时没有决定权，档不住极左的杜衡。担任红二团警卫队队长期间，王兆相将军和刘志丹行军、吃饭、住宿都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王老回忆说，“志丹虽不是红二团的主要领导人，实际上却在各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志丹对我十分关心，在思想上、工作上对我的帮助极大。” 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受挫，在最艰苦的时刻，刘志丹召集尚未失散的红军战士讲过一次话，号召大家一定要把红二十六军的红旗打到底，克服困难回照金。王老说，“志丹把红旗打到底的那番话，激励了我一辈子，不管什么时候，我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坚持！”

    王兆相将军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长期的艰苦战争环境中，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作风，王老一天三顿饭基本上全在家里吃，老家荞面、豆面、莜面做的麻食，和红豆、小米熬的稀饭是将军和夫人的日常主餐。王老很少下馆子吃饭，但家乡或将军战斗过的地方来人，王老一定会在兵种部招待所或机关一、三食堂招待，有时和老乡聊的高兴，平常不太喝酒的将军还会端起酒杯畅饮几杯。将军对老区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家乡群众来北京看病，只要找到他，将军便安排秘书联系医院，让司机和我接送，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配车，我自己宁可不坐，也要让老区的群众坐。当年神府的老百姓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留给红军；宁愿牺牲自己甚至家人的生命也不泄露红军的行踪；没有神府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我早已死过几十次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将军与神木干部群众在家乡合影）

    王老和老区人民的鱼水情谊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用生命和鲜血筑成的，坚不可摧。“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军被强加上“走资派”、“反革命”、“土匪”等帽子，将军所在单位长沙工程兵学院的几名“造反派”到神府地区调查将军的“历史罪行”，让当地群众揍了一顿；神府地区当时也分为两派，观点势不两立，令长沙工程兵学院几名“造反派”不解的是，一但提到王兆相将军，两派的观点却是出奇的一致，两派组织都说王兆相将军是老红军、老革命，不但没罪，反而有大功。

    淳朴的神府老乡还要上北京找毛主席，告诉毛主席在神府葭榆闹成了革命的王兆相不可能是反革命。家乡群众的举动传到将军耳中，让在逆境中的将军既温暖又感动，多年难以释怀。王兆相将军在担任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始终把加快革命老区建设，让老区人民尽快脱贫致富作为自己的首选提案，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和意见，多方奔走呼吁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扶持力度。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

    念旧情者必有大德，王老就是特别念旧的人。1933年8月上旬，王兆相将军从终南山脱险后，历经艰辛，终于回到照金苏区薛家寨，养了十几天伤，腿伤彻底好后，将军向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提出回陕北工作的请求，得到时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和时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的支持同意，张秀山亲自为他开了组织介绍信。将军对习仲勋在他养伤时的关照，和回陕北工作的支持一直念念不忘。

    在王老身边的日子，我留意到王老很少和子女在一块吃饭，即使在一起吃饭，也是平常吃的饭菜，饭桌上极少和子女交流。但每当侄子王黎明来家时，王老不仅问长问短，还亲自安排炊事员小黄炒几盘家乡菜，和刘静阿姨一道陪着黎明大哥用餐。王黎明是将军的哥哥王兆卿烈士唯一的遗骨，王兆卿烈士牺牲时，黎明大哥才5岁。在老一辈革命家马文瑞、张秀山、刘景范等人照顾和组织的关怀下，黎明大哥度过了极为艰险、惨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先后在绥德分区干部子弟小学、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延安中学接受了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

（作者与马文瑞和夫人孙铭合影）

    1950年1月，黎明大哥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曾先后担任冶金部党委审干办公室副科长，首都钢铁公司铁厂代厂长、党委书记，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党委书记。王老不止一次对黎明大哥说，早年打仗，咱爷俩在一达的机会少，现在和平了，要把过去的遗憾补回来。马文瑞同志回忆说：王兆相17岁在哥哥王兆卿带领下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得知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强忍悲痛，坚定地向我表示，”我哥哥他们牺牲了，我一定接着干革命，党组织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并改名“王二”，以明心志，扛起了神府葭榆地区红色武装的大旗。现在想来，王老对黎明大哥的爱不仅仅是叔侄亲情，更有着对王兆卿烈士的思念之情。

（作者和张邦英合影）

    周末休息时，王老常去看望在京城的老战友、老同事，我第一次陪将军去张邦英伯伯家时，将军还特意向邦英伯伯介绍说，小李是耀县人，你的小乡党。那天，两位老人深情地回忆着战争岁月的往事。王老清晰地记得，时任陕甘边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张邦英率领党中央赴神府根据地工作团到达贺家川时的情景，并一口说出工作团到的那天是1937年5月9日。王老拉着邦英伯伯的手说，感谢你啊，是你当年留下的电台和3名工作人员，让神府根据地和上级长期失去联络的历史得以彻底结束。从两位老人的谈话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老一辈之间纯真的革命情谊。1993年，83岁的张邦英伯伯回耀县，仍一眼认出了负责安保任务的我，“你是兆相的警卫员，小李啊”邦英伯伯曾赠给我两幅墨宝，我一直珍藏着，亚东大哥说邦英伯伯2009年10月给我写的“为强国富民建功立业”，“是父亲的绝笔！”

（张邦英为作者题赠的墨宝）

    将军对工作人员既严又爱，198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总政话剧院来兵总部大礼堂演出话剧《芳草心》，我和兵总部徐国珍首长的警卫员郭西明没有门票，硬闯时和礼堂门卫发生了争执，将军得知后，严厉批评了我，并让我连夜向门卫做了道歉。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下午，将军让秘书专门送给我一张当晚的演出门票。这件事我至今难忘！将军廉洁奉公的作风有口皆碑，再小的事也会较真，一次他在练字时不慎弄坏了毛笔，秘书从办公室找了几支毛笔给他送过去，他却不肯收下，认真地说：“办公室的笔是机关办公用的，我个人怎么能要?你还是帮我买笔吧。”

    1992年秋季，我随时任耀县县委书记蔡少林、县委办副主任冯耀平到北京出差，就住在兵总部招待所，期间，我带蔡书记拜访将军，王老在听取蔡书记耀县发展情况介绍时，多次问到照金群众的生活变化，王老深情地说，“当年照金人民为我们付出很多，千万不能忘本，一定要把老区工作做好，让老区百姓过上好日子！”得知耀县正在规划建设照金革命纪念馆，将军连声说好，再三对蔡书记说：纪念馆建成后，“一定要多宣传子长、志丹、仲勋和红军战士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让年青人知道战争的艰苦卓绝和胜利的来自不易。”临走时，王老还提起我看话剧的事，再一次叮嘱我要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工作中坚决杜绝歪风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