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揭露的是党史军史上空前的丑闻——宁都起义历史造假案。本文上半部分写的是四十年前老一辈对宁都起义历史造假的揭露；本文下半部分写的是宁都起义的真相存在于历史当中。

    1983 年苏进致信党中央始末

    宁都起义的参加者袁血卒在 1981 年 12 月 17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中说：“……赵博生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经特支讨论……特别支部把这些经过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批准了赵博生入党。”（此事无时间和历史文件证明）。但袁血卒的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同是宁都起义参加者的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苏进等人的认同。因为所谓特支发展赵博生入党的事，是宁都起义历史中重要的内容，理应在上述姬、黄、王、李、孙、苏等人共同署名的文章“纪念宁都起义 50 周年”（《人民日报 1981 年 12 月 12 日》）中记述。但这篇文章恰恰没有这样的记述。至于赵博生 1932 年 10 月入党的事，“宁都起义”的老同志也是相互传说，并无历史事实证据。

    “纪念宁都起义 50 周年”这篇文章，不是普通的纪念文章，它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党史上有一个重要案件叫“季黄案件”，就是季振同黄中岳案件。

    这个案件是 1932 年左倾路线制造的一大冤案，将宁都起义的四位主要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中的季振同和黄中岳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于 1934 年长征前冤杀，严重地危害了革命事业。

    1979 年 6 月 11 日，由苏进发起，联系了王幼平、孙毅、刘向三、李达、张永励、谷广善、姬鹏飞、袁血卒、黄镇、鲁瑞林、蒋耀德等亲历“宁都起义”的老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建议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该报告经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批阅后，中组部对此案进行了复查。

    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在其回忆录中记述：“1981 年 8 月……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中组部派人向 70 多位老同志作了调查，并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从中组部复查的情况看，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绩的，影响较大，应予肯定。……把季、黄定为反革命是错误的，违背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议，把他们处决更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恢复季的党籍。平反的办法，采取发表纪念文章，对季、黄在起义中的功绩适当予以评价。这样，就使这个沉冤近半个世纪的错案，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

    1979 年 7 月 20 日，胡耀邦同志批示：“平反和昭雪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将来党史、军史上记载他们的功绩；（二）请五军团同志联名写一纪念文章在党报上发表。此外，还可以写革命回忆。”因此，由苏进主笔，由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共同讨论修改，经中央批准发表在 1981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上的“纪念宁都起义 50 周年”的文章，既代表了中央正式宣布为季振同、黄中岳平反昭雪，肯定他们领导“宁都起义”和起义后的革命贡献，也是中央认可的对“宁都起义”历史过程的记述。

    正是这篇由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苏进共同署名的“纪念宁都起义 50 周年”的文章，引起了袁血卒的不满。因为这篇文章并未认可袁血卒的几篇关于“宁都起义”回忆文章中的多处叙述。由此，袁血卒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纪念文章的主笔苏进。

    袁血卒将攻击的矛头指向苏进，而未指向参加过“宁都起义”，且建国后仍健在的另外 30 位开国将军和几位省部级、副国级的老同志。这是因为苏进比较特别的人生经历。苏进是上述老同志中，在原 26 路军中军阶最高的一位。他是原 26 路军 74 旅（26 路军中的核心主力旅）一团（74 旅的核心主力团，原冯玉祥卫队旅“手枪旅”缩编为一团）的中校团副。“宁都起义”四位领导人中的黄中岳为一团团长。苏进也是这些老红军在宁都起义后成立“红五军团”时，担任师长以上职务的唯一的一位。

    苏进 1922 年春（不到 15 岁），投奔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年夏天被选入学兵团（冯玉祥的军官学校，冯玉祥亲自兼任学兵团的团长。）张自忠（抗日名将）是他的营长，董振堂是他的排长。1926 年，苏进调任冯玉祥的副官，与冯玉祥的亲信季振同、黄中岳也熟悉。

    1927 年 9 月，苏进在冯玉祥的支持下报考日本军校，并在冯玉祥资助下，与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一起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30 年 8月，苏进以所学专业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到郑州冯玉祥国民军总司令部，先任总司令部参谋，不久即调任 14 师“手枪旅”（冯玉祥的主力部队、卫队旅）中校参谋长。1930 年 10 月，冯玉祥部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被迫下野。所部四个师被蒋介石缩编为第 26 路军（辖 25 和 27师）。原 14 师手枪旅缩编为第 25 师一团（手枪团）苏进改任为一团中校团副，黄中岳为团长。苏进的这些经历，使得他与几位“宁都起义”领导者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苏进在“宁都起义” 中才能成为“骨干”。

    因此，《毛泽东传》才能有如下记述：“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 15 军第 43 师师长，苏进担任 15 军 44 师师长。”（1932 年 1 月）

    由于上述经历，苏进对“宁都起义”的了解，就比其他建国后仍健在的、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几十位老同志们更多一些，对袁血卒底细的了解也更多一些。也正因如此，苏进就成为袁血卒改写“宁都起义”历史的最大障碍。1983 年 10 月 25 日，苏进致信党中央“请求组织审查的几个问题”。

    以下是该信件原文：

    自中央批准发表姬鹏飞和我等六人联名写的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的文章以来，袁血卒同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并采用歪曲历史，无中生有等手段对我进行诬陷和攻击，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撰写了《揭发苏进同志歪曲历史》一文，铅印成册，广为送发。这种沿袭文化大革命 中的错误做法，居然由一位自称是一九二七年党员的老同志亲自表演，实在可悲。他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给北京人民出版社的信中写道：“你社出版的《回忆宁都起义》小册子上刊有苏进等六人联名的文章和苏进个人署名，李翔整理的《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史实到观点都有错误。”事实上，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和我六个同志联名写的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的文章以及我个人的回忆文 章是根据耀邦同志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对为季振同、黄中岳平反昭雪的批示精神写的（耀邦批示后文中有摘录）。六人联名的文章，是我们六人经过集体讨论，数次修改而成并报经中央主席、副主席、书记处、中宣部、中组部和人民日报社审查批准发表的。我个人的回忆文章《从黑暗走向光明》，是经过党内外（包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军政两组）近二十位同志审阅后，又经总政治部颜、朱、华三位副主任和解放军报审查批准发表的。我们的文章无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对于袁血卒同志的诬陷和攻击,本不屑一顾。但由于涉及我个人历史以及宁都起义若干史实冋题，我有责任向组织说明，以正视听。对袁血同志这种对同志、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作法，必须予以严肃的指出。

    一、关于我个人历史问题

    袁血卒同志在《揭发苏进同志歪曲历史》一文中说：“苏进伪造入党时间”。

    我的入党经过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军委首长接见季振同、卢寿椿和我后（接见时项英、刘伯坚二同志亦在座），毛主席与我和卢寿椿又分别谈了话。毛主席与我个别谈话时，提的问题很多，并把我谈的内容，亲自一一作了记录。在途经瑞金飞机场回来的路上，刘伯坚同志告诉我和卢：“毛主席说啦，你们两个可以入党！”当时我俩很激动。回到九堡后，由刘伯坚、左权、高自立三同志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刘伯坚代表组织和我谈话，开始时肖劲光同志亦在场，但没多久肖有事走了。谈话地点在九堡，谈话内容，系进一步了解我的历史。之后左权同志又和我谈了一次话，内容是了解我的历史及思想变化过程，并要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出的题目是“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当我把申请书送交左权同志时，他说：“从今以后，你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你要记住：任何关系都不能超过党的关系。”左权同志这句话，在我记忆中十分深刻，几十年不曾忘记。我入党后，为了保密，在十五军工作期间只在四十三师政委高自立同志住室开过一次会，由高主持，我与卢寿椿同志参加，高还指定一个老红军放哨。我在四十四师工作期间，只与师政委唐天际同志一人发生关系。我就是这样履行入党手续的。以上这些都是“一．二八”以前的事，因此除肖、刘、左、高外，其余上下都不知道。

    袁血卒说：“没听说有三个（入党）介绍人的。”六大党章明文规定：“各机关高级服务人员，须有党员三人之介绍。”袁自称是六大以前的老党员，且据他说还当过“组织委员”，为何对六大党章中有关入党介绍人的规定都不知道呢？

    袁血卒说：“宁都暴动成功后，由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将苏进推荐提升为四十四师师长，以控制部队，企图反水。”这不是事实。宁都起义成功后，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仍按旧军队使用干部的惯例，重视提拔带兵主官，所以，把少校营长卢寿椿提为师长，而我原是中校团副却只提为卢师（四十三师）一二七团团长。在我入党后不久，组织上将我由团长提为四十四师师长，当时有军委的委任状，我曾长期保存，三八年毛主席要我去苏联学习，恐经国统区暴露身份，遵照当时军委副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的指示，我把它烧了。

    袁血卒说：“三二年二月赣州撤围时，发现苏进有‘反水’迹象……”。所谓苏进“反水”问题，是在我入党以后当四十四师师长期间，纯粹是由于当时师政委唐天际同志，疑心过重，捕风捉影造出来的事。实际情况是，由于当时攻赣不下，我曾亲临前沿，察看地形及守敌设防情况，并对刘振亚团长（一三〇团）面授机宜和给干部上课，撤退那天我根本没有离开过师部，而唐天际同志却向上级报告“苏进反水，向赣州方向走了。”对于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央党务委员会结论如下：“关于苏进同志的历史，有一种说法：他于一九三二年攻赣时，曾经企图逃跑。党务委员会经过比较长久时间调查的结果，认为上述说法没有确凿的证据（人证、物证），因此上述说法不能成立。同时党务委员会认为苏进同志已经过长期斗争，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季黄案件”嫌疑问题，毛主席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曾代表中央亲自宣布为我平反。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耀邦同志关于毛主席在抗大干部会上为苏进同志宣布平反的证明如下：“一九三七年七月在抗大总结二期工作会上，毛主席讲话中曾提到苏进同志的问题。毛主席说，‘苏进同志的季黄问题要平反’。并代表中央向苏进同志道了歉。”

    “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各种诬陷，总政治部曾于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以（1978）政复字第 2 号文件为我彻底平反。现在袁血卒又重拣起这些诬蔑不实之词来攻击我，无非是因为我曾参加过宁都起义，由于当时我所处的工作岗位，起义当天我担负的任务，以及我与赵、董、季、黄的社会关系，对起义情况有部分了解，知道一些袁血卒的底细，因而成为袁血卒编造历史，美化自己，冒充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的重要障碍。

    二、关于宁都起义的史实问题

    宁都起义发生在原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绝非偶然，这是我党在这支部队中长期工作的结果，同时也是由当时各种矛盾激化而促成的。

    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先生的旧部，是一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部队，早在一九二五年李大钊同志就派共产党员（如宣侠父等同志）到冯部工作，冯还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和教官，后来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该部工作，进一步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公开的共产党员虽然先后离开了该部，但大革命的影响，党的影响仍然存在，党的工作，党员的活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二十六路军是在蒋、冯、阎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改编的杂牌军。蒋介石出于调虎离山、借刀杀人的险恶用心，逼令该军离开北方赴江西“剿共”，使他们之间本来就十分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前进有被红军消灭的危验，后退有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之可能，进退维谷，官兵厌战。而中央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政治影响，更是深深地激荡着广大官兵的心，使许多穷苦出身的士兵和军官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华激起二十六路军中爱国官兵的抗战热忱，但蒋介石不准抗日，使二十六路军与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内忧外患，促使该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义愤填膺，仇蒋反日情绪普遍高涨，同时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二十六路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日益激化。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员、该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和我党的积极追随者、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还有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一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段秘密的酝酿、策划，并与红军取得具体联系后，组织领导了这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我是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当时是季旅一团中校团副，由于该团团长黄中岳是起义的主要组织领导人之一，所以起义那天是他们直接授权给我，由我指挥该旅一团（原手枪旅缩编）执行任务的。但我不是宁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更没有去找袁血卒证明我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所谓四十年代初期，我要他承认我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是起义前的党员，纯属凭空捏造。袁血卒诬蔑我想当宁都起义领导人，实在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我们说宁都起义是党领导的，是指自一九二五年以来，我党对这支部队长期工作成果的积累，特别是当时上海党中央、苏区中央局对该部地下党的及时指示以及该军地下党的活动这些因素的总和。刘振亚同志是二十六路军党的主要负责人，起义前对该军党组织的建立及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起了重要作用。袁血卒同志并不是宁都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他多次撰写有关宁都起义的回忆录，都把自己描绘成宁都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形象。

    袁血卒说：“……我们就成为团结革命军官和广大士兵的核心，因此，我们为数不多的秘密的共产党人就能够成功地领导近两万人的宁都起义。”他在《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特别支部商定由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和我在七十三旅旅部举行了暴动的行动会议，会上通过了全部暴动的方案和具体部署。”

    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的。

    根据当时的地下党员、七十三旅学兵连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王幼平同志回忆，当时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员约有二十余人，学兵连支部有党员九人，“占全路军地下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七十三旅军官里的共产党员，除支部书记李青云（他是学兵连连长）外，尚有刘振亚、郭如岳二人，他们都是旅部上尉参谋。

    袁血卒据我所知，他当时是穿士兵服的。据他自己讲是在七十三旅当上士。

    又根据王幼平同志在《忆起义前后二十六路军里的一个中共士兵支部》回忆录叙述，宁都起义前夕，学兵连党支部和李青云同志对这样大规模的起义是不知道的。最初他们只是打算拖走学兵连，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他们只好静等待命。既然李青云起义前夕对这样大规模的起义部署不知道，可见袁血卒说他与李青云等开会决定了“全部暴动的方案和具体部署。”这是骗人的假话。据说刘振亚同志是当时经中央指定的二十六路军中特别支部书记，研究这样重大行动的暴动方案，刘振亚同志未参加，却让袁血卒去参加了，岂不是咄咄怪事？

    袁血卒同志在回忆录中，喋喋不休的把自己说成是宁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

    一九七九年，袁血卒全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他，谈到宁都起义，他问我起义那天晚上总指挥部设在哪里？我说：“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七十四旅旅部，十四日下午六时许至十五日凌晨，赵、董、季、黄都在那里。”他又详细问了起义经过的很多事，我把我所知道的起义前后情况给他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详谈了约两个小时，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把我讲的许多内容都写进去了。假的毕竟不是真的，在袁血卒同志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情节编造得漏洞百出，矛盾丛生。仅举以下几例：

    袁血卒自吹他是宁都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但是，只要看看他在一九五四年《党史资料》第七期上发表的回忆录《宁都起义的片断回忆》，就不难发现，他连二十六路军有多少个旅都不清楚（他说该军只有四个旅，实际是六个旅）。对起义当晚的详细情况更是不甚了解。他说他在七十四旅第三团里发展党员，实际上，七十四旅根本就没有第三团。

    袁血卒在回忆录中说，起义时“赵博生以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名义，在总参谋处解决团以上的反动军官……。”这是袁血卒编造的。当时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中参谋长，既没有像我们军队中参谋长那样大的军事行政权（人权、财权），也没有那样大的指挥权，一切均须以主官名义并加盖主官印章后才算数。而代总指挥是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其住地距总指挥部又很近，全军的军事会议只能由李召集。如果赵博生越过李松昆而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岂不是自我暴露？事实上，赵博生是以宴请的名义才把全军团以上军官集中到一起的，李松昆未来赴宴，故得以逃脱。因为袁血卒根本就不是当时那样大规模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当时作为士兵，活动范围有限，不了解真实情况。可是他又想冒充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只好编造。

    袁血卒在回忆录中还编造出一架国民党飞机降落宁都传“委座手令”事。事实上，宁都当时根本没有飞机场，不要说“巨型机”，就是小飞机也无处降落。再说，蒋介石当时也没有“委座”头衔，怎么会传“委座手令”呢？足见编造者多么无知。袁血卒曾声明说这是“疏忽”、“失误”。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疏忽”和“失误”，因为袁血卒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八一年的几篇回忆录中都是这样编造的，关于这点可看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来函照登”。这个“更正”是经别人根据史实指出后，才给《人民日报》去信要求更正的。

    总之，袁血卒同志的回忆宁都起义文章，与事实不符合的地方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关于宁都起义当时的动员口号问题。当时二十六路军要求抗日的呼声很高，但对参加红军意见却不是一致的，所以为了使起义获得较大成功，除了事前严密策划，严格保密外，在起义行动前，在几个主要领导人中谁也不敢公开，也不宜马上公开宣布当红军，所以季振同在七十四旅营长以上带兵军官会动员起义时，是打着“绕道广东，北上抗日”这个旗号的（董振堂当天对所属的讲话，也没有公开宣布去当红军）。为什么要提这个口号呢？这主要是为了争取整个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都能参加起义。因为宁都在北，革命根据地瑞金在南，若不打着“绕道广东，北上抗日”这个旗号，而直接宣布去当红军，不但无法把二十六路军的绝大部分都拉过来，而且起义有失败的可能。事实上，当时相当大一部分军官对起义当红军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有些是被动过来的。当起义队伍进入苏区，宣布参加红军后，就有部分军官感到受了季振同、黄中岳他们的骗，因而要求离队，特别是将校级军官自动要求离队的更多。就连黄中岳的老同学，七十四旅二团二营营长刘毓祺在宣布参加红军后的第二天，行军途中大休息时，就给黄中岳写个条子：“本初，我想回家。我把马送给你，请给我点路费。”不几天，他就离队走了。然而作为宁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的季振同、黄中岳，事前是知道起义当红军的。正是他们本人要求参加红军，所以才冒险组织起义，走上革命道路。所谓“绕道广东，北上抗日”只是起义时的一个策略和手段而已，绝不是起义组织者的真实目的。袁血卒同志在事隔五十余年后的今天，离开当时二十六路军的实际政治状况，来奢谈什么兵运中的政治口号问题，实在显得无知。这也正证明了他不是宁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否则，为什么连起义中采用的重要策略手段都不知道呢？

    在“季黄案件”发生后，有人说季振同、黄中岳本来就不是真心起义，而是想借苏区这块跳板到广东去。这种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起义后，季振同、黄中岳都没有驱兵进入广东（当时部队没有混编，干部没有清洗，红军没有派政工人员，要想拉队伍去广东是比较方便的），而是参加了红军，那么在参加红军后，季、黄更不可能再度反水去投广东军阀。因为二十六路军本来与红军并无仇恨，相反，与蒋介石两次大战打出仇来，矛盾比较尖锐。季、黄起义后又一直受到尊重赞扬，得到提拔重用。季振同又入党，当时他情绪是很高的，亲自登台为战士演出，不可能突然弃友投仇。特别是二十六路军原是北方部队，与广东军阀素无联系，季、黄等人更不可能将不习惯于湿热气候的北方子弟拉到更远的南方去当广东兵。至于宁都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该部进行策反，不足为怪，关键在于策反并没有发生作用。

    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已含冤死去几十年了。几十年后的今天，袁血卒同志一面假惺惺地在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为季、黄平反的联名信上，亲笔写上“季黄二位在宁都起义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根据毛主席的政策，应予以平反昭雪。”一面又重拣起诬陷季、黄“企图假道苏区，然后反水，南投粤陈”这条毒鞭来鞭挞死者，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一历史事实，从而争一块袁血卒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的功德碑。

    三、关于对季振同、黄中岳的评价问题

    袁血卒同志否认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还说：“季、黄没有战功，为什么说成有战功呢？季、黄有罪责，铁证如山，为什么硬说季、黄受‘诬陷’呢？”

    季、黄到底是不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请让历史事实来回答。王幼平同志在《忆起义前后二十六路军里的一个中共士兵支部》一文中，当回忆到宁都起义后，学兵连支部召开支部大会时，他回忆道：“在会上支部书记李青云简略地讲了起义经过，还提到赵博生不掌握兵权，董振堂只能带动七十三旅旅直和一个团，如不是七十四旅参加，不可能有这样规模的宁都起义。”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旅，全旅驻在城内控制着整个宁都城，黄中岳是七十四旅的主力团团长，季、黄他们在二十六路军中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当时如果没有季、黄率部参加起义，并与赵博生、董振堂一起组织领导全军起义，那么宁都起义是不可能达到那么大规模的。由此可见，季振同、黄中岳对宁都起义是有贡献的。赵、董、季、黄四人共同组织指挥了整个起义，如果不承认季、黄是宁都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难道要人们去承认连宁都起义当天情况都不了解的士兵袁血卒是宁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吗？顺便说一句，就是在季、黄遭到诬陷被判死刑后，当时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不能不考虑到季、黄参加“宁都暴动”有相当功绩，决议将他们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

    一九七九年六月，姬鹏飞和我等十二人联名关于为“季黄案件”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经中央叶、邓副主席批示后，耀邦同志于同年七月二十日批示：“平反和昭雪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 是将来党史军史上记载他们的功绩；（二） 请五军团同志联名写一纪念文章在党报上发表。此外，还可写革命回忆。”中组部已将平反结论发给季的女儿季润祯，还准备为其他被冤杀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如黄中岳、张少毅（少宜）等同志的后代落实政策，消除影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袁血卒同志却一不顾历史事实，二不顾中央批示精神，与中央唱反调。大骂季、黄“没有战功”，“有罪责，铁证如山”。袁血卒同志这样做，能说是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吗?

    关于季、黄“罪责”问题

    一九三二年，赣州撤围后，一、三、五军团大混编，红十五军黄中岳部已改隶一军团建制，并开往漳州作战；季振同本人已要求去苏联学习，并已得到周恩来同志批准，以朱总司令名义送黄金数十两给季作路费，季已离开原部队，只带一名警卫员到长汀准备出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当时的国家保卫局以“季振同、黄中岳秘密召开九堡拖枪会议，企图反水叛变革命”罪，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将季、黄等八人先后逮捕。同年八月三、四日公审，在公审之前已在法庭外边墙上写出了“杀反革命的头”的大字标语，我参加了这个公审会，会上没有拿出任何足以说明“谋叛”的物证，用枪支梭标顶着“犯人”的背脊，高呼“杀反革命的头”，但是季、黄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会后季、黄被判为死刑，后改为十年徒刑，但长征出发前却被杀害了。

    事实上，强加给季、黄的所谓“秘密召开九堡拖枪会议，企图反水叛变革命”罪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当时被指控的参加“会议”成员，在被指控的时间范围内，没有一个人到过九堡，而且在那期间，季振同与黄中岳根本没有见过面（关于这点，我于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给中组部的《我对季振同、黄中岳案件有关问题的看法》及同年十一月三日《我对中组部“关于季、黄被错杀问题的调查报告”（草稿）的几点意见》两个报告中曾详细说明）。老法律专家李德培同志对此案的全部材料进行研究后，认为“应将被告宣告无罪释放”。这就是说，季黄案件的所谓罪行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季黄案件立案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一案件应彻底平反。

    ……

    “季黄案件”是一起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而制造的大冤案。现虽已经中央批准予以平反，但党内仍有个别人持有异议。

    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讲过，季、黄是被错杀了的，应该为他们平反昭雪。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叶副主席批示：“我听过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同年七月二十日耀邦同志又详作批示（见本文前面引用的），提出平反昭雪的办法。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邓颖超同志批示：“……我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由白区抵达长汀的，到后不久即见到季振同，当时给我的印象，他的胸怀很开朗，很乐观，正在等候出国赴苏学习，不久即听说因反革命罪被捕……。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在结论复核后，争取在今年十二月十四日宁都起义五十周年对受冤者得以昭雪，对英勇牺牲的赵、董两烈士加以表扬。”

    当时党派往红五军团的政委肖劲光同志，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看了中组部《关于红五军团季振同、黄中岳被错杀的调查报告（草稿）》之后，给中组部信中写道：“我认为季、黄一案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被错杀的一桩冤案，一定要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时宁都起义后，敌人派人来找季黄策反，是确有此事，有些也是组织上早已知道的。但是策反效果如何呢？根据我与季振同的接触，他起义后，态度是明朗的，那时我并没有发现过他有后悔之意，还是帮助我们整编部队的。至于他自己要求离开五军团的意图，当时是说得很清楚的，主要是由于他自己觉得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指挥打仗，他没有指挥的知识能力，因此，要求到苏联学习军事。经我报请中央同意出国，手续是完备的。打赣州时，他表现还是好的。五军团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得是英勇杀敌的，是有战功的。……赣州战役之后，他主动要求离开五军团等待出国，此时是单人独马，却图谋叛变，难以理解。”

    根据邓颖超同志提供的情况和肖劲光同志证明不难看出，当时的季振同正准备出国学习，不可能有叛变反水的思想。……。季黄案件应该彻底平反，不留尾巴。

    袁血卒同志对我和其他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写的文章和回忆录进行攻击，其目的就是要人们相信他编造的回忆录是“绝对真实”的，从而相信他袁血卒确实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这种急于树碑立传的肮脏思想早已溢于言表，并通过记者专访形式，发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北京晚报》的第一版（还附有袁的半身照片），专访是这样报道的：“袁血卒是一九二七年的党员，早在红军时代，他就是一位屡立战功的英雄，一九三一年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暴动，就是党派他和另两名共产党员，具体发动和领导成功的。”历史并不以谎言而改变，更何况，我们这些（不限于我们六人）亲身参加过宁都起义的老同志不少都还健在。袁血卒同志这样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能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革命英烈吗？难道他的内心不觉得羞愧吗？

    这里使我想起有关袁血卒同志历史问题的一件往事。

    一九四四年秋末，在延安，我去向毛主席汇报有关三五九旅的工作情况，毛主席在未听取我的汇报之前一见面就对我说：“袁血卒，党派他到浙江做地下工作，被捕两次，叛变两次。现在又写信骂陈云同志。”在讲到后一句时毛主席很生气（据耀邦同志七九年给我讲，他骂过好几个人）。“八．一五”后我听说袁血卒因被捕问题被关在延安陕甘宁保安处受审查一年多。

    袁血卒同志不是说他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吗？历史唯物主义者首先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通观袁血卒同志最近几年内陆续写出的回忆录，有多处与历史事实不相符。他没有参加过长征，居然也能写出关于长征的回忆录，而且剽窃谢良同志的《铁流后卫》一书中的成千上万字作为自己的“回忆录”。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一、把毛主席及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知道他被捕后的表现这段历史掩盖起来。二、把自己描写为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借此捞取政治资本，以提高其政治身价。袁血卒同志的上述做法，实在与一位老党员的身份太不相称了。

    我常想，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年愈古稀了，在我们去见马克思之前，应该给后人留下我们亲身经历的经验和教训，也要给后代人留下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品质与作风。写回忆录就是写历史，写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而历史是客观实在的，决不能像写小说那样，可以虚构和编造，更不能借写回忆录篡改历史，攻击他人，美化自己。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指示。

    以上为苏进“请求组织审查的几个问题”信件原文。

    1984 年春节前，宋任穷、伍修权代表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苏进同志 1983 年 10 月 25 日致信党中央“请求组织审查的几个问题”，参加人为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几位老同志，蒋耀德、孙毅、李达、姬鹏飞、王幼平（黄镇生病、刘向三外出未到会），浦光列席。会议一致认为：苏进同志正确。评价是老实、细致、认真。袁血卒错误、造谣。

    1984 年 12 月，伍修权和宋任穷同志又找袁血卒谈了一次话，内容是：两位同志代表党中央，根据党章规定，要求袁血卒对以下四件事必须服从：

    一、苏进同志是老党员，久经考验了解过的，绝不能猜疑，企图否认。

    二、季振同同志是“宁都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功劳很大，是红五军团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推举出的领导。

    三、你袁血卒只是联络员，起联络作用。

    四、你没有参加过长征，为什么说谎，说参加了长征？写什么回忆录？不要再写了。

    宁都起义的真相存在于历史当中

    2021 年 12 月 14 日，是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成立 90 周年纪念日。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举行了隆重盛大的纪念活动。然而，人们发现，宁都起义的历史已被悄悄地篡改。在有关的纪念文章中和网络上，有大量的文章都在说袁血卒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九十年前(1931 年 12 月 14 日)，原国民党 26 路军，参加宁都起义创建红五军团的红军将士们，只知道领导他们起义的是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并不知道也不认为袁血卒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九十年前，领导宁都起义的党中央及中央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刘伯坚、左权、肖劲光、王稼祥、李富春、朱瑞等，也无人认为袁血卒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然而，七、八十年后，几个没有参加过宁都起义的所谓专家，却成功地推翻了亲历宁都起义的老红军们和当时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领导们，包括毛泽东、朱德等九十年前的集体认知，将袁血卒描绘成“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并把这些文字发表在“人民日报”、“新华社” 和一些正式出版物上，如此荒唐的事，竟然荒唐成功了。

    这件事应该是党史、军史界的空前丑闻，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空前丑闻。这个丑闻的成因，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门、纪律检查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调查的内容。

    为了准确的还原宁都起义真实的历史过程，我们认真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在查阅历史档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袁血卒的多篇有关宁都起义的回忆文章，不但在内容上自相矛盾，而且完全是他一个人在说，并无知情人的旁证，也无历史档案的支撑。在这里，我们首先肯定宁都起义的参加者袁血卒同志对革命事业是有贡献的。然而，历史事实不能编写，历史的真实必须得到尊重。

    下面请看袁血卒的两篇回忆文章，看其如何自相矛盾。

    首先请看袁血卒 1981 年 12 月 17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附件一)。

    再请看《军事史林》2017 年 11 期登载的袁血卒“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附件二)

    在认真阅读对照袁血卒上述两篇回忆文章后，就会发现，记忆力超 群、创作力超强的袁血卒，能够清楚地记得“三个人坐在自己床沿上给李肃举行了入学式(当时把入党叫入学)”，能够清楚地记得“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的朱瑞同志（接头暗号为‘丰收在望’)”，却不能准确地记得自己是什么时间在上海参加“兵运训练班”，也不能准确地记得自己参加完“兵运训练班”后是什么时间到达江西 26 路军驻地。袁血卒在前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三月下旬，我们到达宜黄，便分散开来。刘振亚到73 旅，……我被分到 79 旅……。”袁血卒在后一篇文章中说：“五月下旬，我们到达宜黄……，我们便分散开来……。”——袁血卒的这两个说法，究竟哪一个是真的呢？而通过历史档案考证，袁血卒的这两个说法都是假的！

    请看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 年 -1932 年）：

    一、原文照录：

    戴秀文关于孙连仲部党的工作线索给中央的信（1931 年 5 月 13 日）中央：兹有王超同志系前北西(原文如此，应为“西北”)军官学校学生……王超同志在孙部同学甚多，又能起很大的作用，我们决定把他送到中央，再送到江西，不知可否，请立即给予答复。千万！千万！……

    （详见附件三）

    二、原文照录：

    河南省军委报告第 1 号——关于目前政治任务，组织情形(1931 年 5 月 30 日)……
    12、同志们的政治水平太低，文件上的许多名词都不知道。
    13、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不了解。
    14、王超同志（派赴江西去的），连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陈独秀、“八七会议”都不了解，1926 年入党（武汉时）。……
    16、王超同志与袁汉澄（江西新来的一位新同志，在此受了短期训练，看过各种刊物，惜刊物不全）。……
    19、恐中央信迟，江西工作重要，我们派王超与袁汉澄先到江西（昨得中央要他们到申的信，只有王超的名字，没有袁汉澄的名字，因秘书忘掉）。
    注：文中袁汉澄即袁血卒。(详见附件四)
    这两篇历史档案证明，1931 年 5 月 30 日前，王超、袁血卒都还没有去上海参加“兵运训练班”，也就是根本不可能去江西第 26 路军开展
“兵运工作”。

    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王超、袁血卒到上海的时间，最快也是六月上旬，按照袁血卒的说法“兵运训练班”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以此推算，“兵运训练班”结束的时间应在七月中下旬。所以王超、袁血卒等人到江西26路军的时间不会早于七月下旬，八月中上旬到达最有可能。

    于是，“兵运工作”时间太短的矛盾便暴露出来了。宁都起义的时间是 1931 年 12 月 14 日，也就是说，由政治素质很差的王超(见前面河南给中央的报告，王在 26 路军中无职务身份)为首，加上上士袁血卒和 上士李肃三人组成的兵运小组，再联合 26 路军中原有的少数秘密党员，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在等级森严的 26 路军中，成功地发展了多名党员，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同时还成功地发展了普通士兵很难接近的26路军少将加中将衔参谋长赵博生入党，最后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两万多人的 26 路军宁都起义——这不仅是奇迹，简直可以说是神话了！

    善于创作的袁血卒在 1981 年 12 月 17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中说：“12 月 5 日晨，一架国民党巨型飞机在宁都降落，飞机上下来的官说：‘有委座手令见参谋长’。”袁血卒的这段假话当时就被揭穿，袁被告知：1931 年 12 月 5 日，宁都不可能降落巨型飞机，蒋介石那时也没有“委员长”的头衔。于是袁血卒致函《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于 1981 年 12 月 24 日来函照登“……贵报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五版刊登的‘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一文，由于疏忽，有几处失误。文中‘一架国民党巨型飞机在宁都降落，飞机上下来的官说，有委座手令见参谋长’应为：‘一架国民党巨型飞机在宁都上空，空投下来蒋介石手令……袁血卒（署名）’。”

    在袁血卒的回忆文章中，最为离奇的是所谓 26 路军“特别支部”发 展 26 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入党的记述。由于江西中央苏区党的历史档案无此记载，当时在江西中央苏区的党的高级领导同志也无此回忆。袁血卒便将批准赵博生入党的事，说成是经上海党中央、且特别强调是“朱瑞经手”。而此时的上海党中央由于 1931 年 4 月 24 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党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中央机关和大批领导同志紧急转移，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党中央的很多工作被迫停顿。6 月 22日，隐蔽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叛变。周恩来紧急隐蔽，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参见周恩来年谱）

    1931 年 9 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称是“特别支部”组织委员的袁血卒是如何与中央联系上的？1948 年 10 月，在“辽沈战役”中英勇牺牲的朱瑞同志又是如何“经手”的？真是死无对证。但是历史还是留下了真相。对党忠诚坦白且“自传”写的十分详尽的朱瑞同志在其“自传”中，对所谓经手批准 26 路军少将加中将衔的参谋长赵博生入党这一大事，未作任何记载。这就只有一种可能，即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袁血卒所谓的 26 路军“特别支部”发展赵博生入党一事！（详见附件五 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

    对于以上分析，还有一些“佐证”必须记述。苏进同志是宁都起义的参加者、骨干之一，苏进又是朱瑞熟悉并信任的干部。1948 年，正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建议将护路军司令员苏进，调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炮兵纵队司令员。1948 年 10 月 1 日，在攻打义县时，朱瑞为总结炮轰城墙的经验，带着苏进、邱创城等人离开指挥所，前往义县城南的突破口，不幸触雷，壮烈牺牲。从 1932 年到1948 年，朱瑞与苏进相识相交近 20 年。朱瑞从未对苏进说过，他“经 手”过批准赵博生入党的事儿，也从未说过他通过王超、袁血卒等人，组织领导了宁都起义。

    韩振纪同志是宁都起义的参加者、骨干之一，他是在赵博生身边，又深得赵博生信任的高级参谋（少校），是最早知道赵博生准备起义，且为起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的人（赵博生 1933 年英勇牺牲时，韩振纪就在身边）。在宁都起义前，韩振纪从未见过王超、袁血卒接近赵博生参谋长，也不知道王超、袁血卒为何人。

    1931 年 11 月底，王超被捕叛变，供出 26 路军中多名地下党员等党内机密。董振堂等多名宁都起义的领导同志也确认王超是叛徒。但袁血卒却在建国后辩称王超没有叛变，理由是王超没有供出赵博生是共产党员。符合情理的历史应该是，王超、袁血卒根本没有发展赵博生入党，也不知道赵博生早就是秘密党员，王超自然无法供出赵博生。袁血卒为王超辩解的目的，一是为王超这个“兵运三人小组”的领导、也就是袁的领导开脱，二是为他们根本没有发展赵博生入党的事进行遮掩。

    历史是有规律的。按照袁血卒所写“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中所描述的，袁血卒组织宁都起义的巨大贡献，按照“宁都起义纪念馆”曾庆圭等人将袁血卒描写成“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历史功绩，在宁都起义后组建红五军团时，袁血卒理应像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一样受到重用，担任红五军团军团级领导职务，或下属三个军的军级领导职务，最低也应担任下属六个师的师级领导职务。然而，袁血卒却一个师以上领导职务都未担任。（附件六 1932 年 1月红五军团组织序列）

    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宁都起义的四位主要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当时并不认为袁血卒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有什么突出的贡献；这个历史事实更说明，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江西中央苏区的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刘伯坚、左权、肖劲光、王稼祥、李富春、朱瑞等人，也都不认为袁血卒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组织领导”的作用。按照“宁都起义”的参加者蒋耀德同志的回忆，宁都起义后，他和袁血卒带学兵连到红军学校学习（红军学校的学制是六个月）。以上历史事实均可说明，袁血卒所写“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不是史实，只能是故事。

    在袁血卒所写“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中有一段对他回中央苏区，先后见到朱德、叶剑英、王稼祥、左权、刘伯坚、李富春、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做了多次汇报，并参加研究宁都起义的会议的生动记述。为此，我们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领导同志们的著述、回忆、年谱、传记等，均无此事的记载。只是在 1996 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发现了一段引文，可是这段引文的作者是袁血卒。（《毛泽东传》该部分由黄允升编写），对袁血卒的这段自说自话的记述，全无历史文件证实，也无其他旁证，我们只能存疑。

    前文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证据和分析，证明袁血卒自称担任组织委员的“特别支部”不可能发展赵博生入党。下面我们将提供历史证据，说明赵博生的入党时间大大早于 1931 年 10 月，即赵博生入党与袁血卒所谓的“特别支部”完全无关！

    1．1936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纪念丛书》、《烈士传》（第一集第 150 页），由和生(高自立化名)所写《赵博生传略》（附件七）中所述：“博生同志，山东人。自幼从军，有大志。曾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旅长、参谋长等要职……。但富革命理想，为真正模范军人……。
    1927 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冯玉祥随之亦将其部队中所有共产党员，一律专车送回武汉。博生同志及其他有觉悟的将领，当时对此深感不满，而迫切的希望直接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真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不久博生同志便找到了党，加入了党 ……。从此，博生同志便坚决的在军队中开展秘密活动……。所有这一切英勇艰苦的革命工作，完 全得到了旅长董振堂同志的参加与赞助，由他介绍振堂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份资料说明，赵博生同志 1927 年或其后不久，就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董振堂也是早期的中共秘密党员。高自立是早期的中共党员，曾任红五军团 15 军军长兼政委，他代表组织所写的《赵博生传》具权威性。 2．1935 年廉臣（陈云化名）著《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附件八)中记述：“赵博生、董振堂辈均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中之共产党党员，举行兵变而为赤军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军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赵博生、董振堂两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 26 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赤军。赵董两人均原系共党秘密党员。”

    这份资料说明，赵博生、董振堂均为北伐前后之共产党党员。

    3．1937 年 4 月，王明、康生、邓发、李立三、陈谭秋、吴玉章、高自立、曾山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纪念董振堂》（附件九）一文写道：“1925—1927 的革命高潮，卷入了许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前锋阵线，董振堂同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赵博生同志，就是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他与赵博生同志，先后加入共产党。”这份资料也说明，赵博生、董振堂也是早期的中共党员。

    上述三份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文件，是由我党多位老资格的党员领导干部所写，三份文件的内容互相印证。这三份文件虽未具体写出赵博生入党的准确年月日，但历史时期却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判定，赵博生的入党时间应在 1927 年或稍后的一段时间,董振堂的入党时间应在1928 年前后。

    在袁血卒的“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一文中，袁说赵博生的入党介绍人是罗亚平，这也完全不符合党内规矩，像赵博生这样的少将加中将衔的高级军官，必须由中共三位高级领导人介绍，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袁血卒所说他做过组织委员并发展赵博生入党的事，更不可信。

    关于赵博生入党的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是 1931 年 7 月。这种说法，来源于江西省瑞金市叶坪红军广场博生堡碑刻。目前这个碑有两块，一块是复制品，一块据说是原件。这两块碑的碑文，不符合碑文的规制。这两块碑文未写何年何月何日，由何人立碑，也未写碑文由何人所写，这就有点儿奇怪。更为奇怪的是，这两块碑的碑文也不一样。从碑文的内容上看，说赵博生 1924 年到 1927 年，在国民党军队中，这种说法与史实不符：那时赵博生所在的旧军队并非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另对赵博生家乡的表达也不准确。关于这两块碑的上述疑点，现在无人能说清楚。由于上述两块碑的碑文所述可信度不高，且即便真如两块碑的碑文所述赵博生是 1931 年 7 月入党，也与八月才到达 26 路军的王超、袁血卒等人无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在党史军史界，在参加过宁都起义的老同志中间，普遍流传的说法是：赵博生在 1931 年 10 月入党，董振堂在起义后入党。这种说法也被这些老同志们用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然而这种说法，在老同志那里并无确实的史料依据，都是相互听说。比如我的父亲苏进（宁都起义后 1932 年 1 月入党）就属于这种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下：1.建国后健在的参加过宁都起义老同志们，绝大多数都是起义后入党，对起义前党内情况及历史情况并不了解，只有王幼平、熊伯涛和袁血卒是起义前的党员。而王幼平 1931 年 12 月时，对赵博生、董振堂早就是秘密党员也不了解。2.袁血卒一直说赵博生是 1931 年10 月入党，老同志们轻信了这种说法。

    在阅读袁血卒多篇有关“宁都起义”的回忆文章后，仔细对照有关历史档案、文件、回忆录、自传，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袁血卒编造、虚构历史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请认真阅读袁血卒“朱瑞与宁都暴动”（附件十），再请认真阅读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我们发现写作态度十分认真，对自己的历史经历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过程等记述的十分细致的朱瑞，在“自传”中完全没有记述袁血卒在“朱瑞与宁都暴动”中妙笔生花的描述，在朱瑞的“自传”中，有关“宁都兵暴”的内容只有如下的记载：“此次回来，改任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工作，一方面受军委领导，另一方面又与毛 XX 联系、工作较多，且须办训练班，必须自立机关。我任此工作系十个月，先后训练了上十个同志（均为工人，训练主任为甘青山，江西人，‘中大’一期同学，工校毕业，已牺牲）经我手并派出了六、七十个同志，或进步兵士到各军及几个兵工厂工作（做瓦解、爆炸，‘宁暴’即是其中有结果的活动之一）。对这一工作，我是努力做的。但我觉得当时中央及军委不大重视它，很少给干部或给一些很成问题的干部（如叛徒、流氓、兵痞，这些人以后对我的工作及安全，发生了很大的威胁）。”如果朱瑞同志如袁血卒所说，代表中央军委通过王超、袁血卒等人“经手”发展了赵博生入党，领导了宁都起义，他在“自传”中一定会有详尽的记述，毕竟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轰动全国的大事。原国民党 26 路军两万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领导下举行起义，整建制的加入了中央红军，成立了红五军团。使中央红军从不足四万人，猛增到将近六万人，极大的壮大了革命力量。而朱瑞同志对如此轰动全国的大事，却没有较详细的记述，这不可能是疏忽，也不可能是谦虚，只能是没有袁血卒“妙笔生花”的《朱瑞与宁都暴动》的这些叙述存在。

    还有一个证据：周恩来是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他是朱瑞的直接上级，在周恩来的回忆文章、传记、年谱中，也没有他委托朱瑞领导 26路军宁都起义的任何记述。况且 1931 年的上海党中央四月遭遇顾顺章叛变，六月向忠发叛变，党中央紧急避险。中央领导同志转移，大量文件销毁，工作被迫停顿。周恩来、朱瑞等也都处于隐蔽和待转移到江西苏区的状态。怎么可能有如袁血卒所说朱瑞从容地多次指导、指示、批准他们在 26 路军中开展各项工作。所以袁血卒的“朱瑞与宁都暴动”只能是通篇虚构情节，编造历史。袁血卒这样做的目的，表面上是赞扬朱瑞，实际上是虚构自己在宁都起义中的重要地位和“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

    在阅读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后，可以读出如下内容：1.朱瑞负责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工作。2.兵运破坏科下独立设“训练班”，“训练班”的主任是甘青山。3.训练班培训的内容为兵运、瓦解、破坏、爆炸等。所以这个训练班，应是党组织办的“特殊任务训练班”。4.朱瑞训练了上十个同志均为工人，朱瑞未训练王超、袁血卒、李肃等人，因他们的身份不是工人，是旧军人。这一点朱瑞在其“自传”中写的很清楚。5.给训练班的干部质量很差，“很成问题的干部(如叛徒、流氓、兵痞，这些人以后对我的工作及安全发生很大的威胁。)”这点与河南省委、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对王超等人的评价一致，相互印证。6.朱瑞经手派出了六、七十个同志或进步士兵，到各军及几个兵工厂工作（做瓦解、爆炸。‘宁暴即是其中有结果的活动之一’）。王超、袁血卒、李肃等三人可能是朱瑞派出的六七十人中的三人。7.“宁都暴动”成功了，朱瑞派出的人做了一些工作，起了积极作用，朱瑞因此感到欣慰。8.朱瑞后来可能知道了派往 26 路军的王超叛变，XXX 叛变，所以 20世纪 40 年代写“自传”时才有“叛徒”、“兵痞”的评价。9.朱瑞在“自传”中未提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也未说与这三个人有任何联系。

    以上诸条和“朱瑞自传”与袁血卒所写“朱瑞与宁都兵暴”、“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等回忆文章，对照来看，令人疑惑重重、感慨万千！

    行文至此，本文的题目“谁篡改了宁都起义的历史”应该已经有答案了。

    附件目录

    附件一：袁血卒 1981 年 12 月 17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及其更正用“来函照登”
    附件二：袁血卒《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
    附件三、四：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附件五：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
    附件六：1932 年 1 月红五军团组织序列图
    附件七：和生(高自立化名)所写《赵博生传略》
    附件八：1935 年廉臣（陈云化名）著《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
    附件九：王明、康生、邓发、李立三、陈谭秋、吴玉章、高自立、曾山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纪念董振堂》
    附件十：袁血卒《朱瑞与宁都暴动》

    附件一：袁血卒 1981 年 12 月 17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及其更正用“来函照登”

    附件二：袁血卒《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

    附件三、四：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附件五：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