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俘期间，我军被俘人员过着非人生活，受尽了摧残和折磨，但绝大部分同志都忠贞不屈，表现坚强。一批又一批轻伤痊愈的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挖洞破墙，逃回了部队。由于我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又是重伤成残，顽军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和三四十名重伤成残的同志一起转到福建浦城国民党残废军人教育院一个附属中队囚禁起来。一九四二年八月，我与程钊生（与福建地下党同志有历史关系）、杨贞泮在押解途中，乘他们看管松懈之机逃了出来。而后历尽艰辛和曲折的变化，又在斗争中找到了党的组织，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