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根据党中央安排，项英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参会期间，发现中央机关有中文速记工作，觉得对高级机关很重要，就想在新四军军部培养速记人员，于是就请中央组织部选调了一名叫任之的速记教员。

    同年11月，项英回到新四军军部后，为了培养一批速记人员，便在军部战地服务团驻地开办了第一期“速记培训班”，由任之同志任教员。

    速记班的学员是从战地服务团、教导总队以及刚人伍的青年学生中选调的，共有14名，其中女同志10人吴博、程瑞蒙、李幼兰、谢志成，方卓芬、沈苏凌、周志申、田淑芷、巴烽容，瞿文敏。4名男生是王坚、蔡农、陶时麟、李钟岩。由于结业后要从事文字工作，并且涉及军队机密，所以选调的学员都具有大中专学历的文化程度，又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速记班”建制归战地服务团，日常工作先后由副团长白丁和谢云晖同志领导。在服务团总支部领导下（总支书记章蕴），速记班成立了分支部，吴博、王坚同志是正副分支部书记，程瑞蒙、李幼兰同志先后担任班长。

    速记班开班后，学员即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没有现成课本，由任之老师编油印讲义。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学习任务，大家夜以继日地勤学苦练。为了熟记和准确无误地勾划出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几百个音线符号，从单个到速写，无一不是逐个地，循环往复地书写千百次。每个学员都磨短了一大把铅笔，划满了一摞练习纸。

    除了速记这门主课外，每周固定有两个半天用于自学、听课或讨论。按规定要读两本书《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939年3月初，周恩来副主席来皖南军部视察。在云岭陈家祠堂召开了军直机关干部大会，周副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长篇报告，为作好这次重要会议记录，争取尽快整理成文件，速记班按每两人为一组，每组轮流安排记半小时。在任之老师的帮助指导下，速记班的同志连夜工作，第二天便将记录稿送呈周副主席审阅。他看后很满意，连声称赞，说记得不错，只改了几个字。认为几个月学成这样，很有成绩。并表示要带走两名速记员，有机会还要当教员，再培养一批速记人员。遵照周副主席的意愿，军部领导决定将学得较好的吴博、方卓芬两同志随行。

    1939年5月，第一期速记班结束后，在原地又接着开办了“第二期“速记训练班”，有女学员8名，她们是楚青、罗伊、陈模、曹鸣飞、毛维青、施奇、汪企求、季尼，仍由任之同志执教。

    第一期速记班由于种种原因，5名同志调出，9位同志调到军部秘书处从事速记工作。第二期速记班施奇、汪企求、毛维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施奇、汪企求在上饶集中营被国民党杀害，毛维青同志越狱逃出，辗转归队。

    由于速记班从事的大都是机密工作，速记员和军首长几乎天天见面并经常得到教诲，加之速记员又都是刚步人革命队伍的青年学生，一些速记员同我们一些高级干部产生了感情，结成革命伴侣，如吴博与叶剑英，李幼兰与张爱萍，谢志成与陈丕显，楚青与粟裕，方卓芬与许涤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