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从小到上海随父就读，在上海长大成人。1939年11月初，我离沪赴皖参加了新四军。在我的军营生涯中，有三个地名使我终生难忘，那就是安徽泾县的云岭、江西上饶的周田村和福建崇安的老鼠排。它们是我战斗生活的历史见证者，是我为革命奉献青春年华的地方。每当我看到这三个地名，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六年新四军生涯中那难忘的峥嵘岁月。
    扑向云岭
    我是1939年11月初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的，那年我刚满24岁。原先，我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在获悉妹妹冯玲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被敌机轰炸而光荣牺牲（详见我的《冯玲传》）的噩耗之后，我便征得党小组长李淑英的同意而毅然离沪赴皖从军，为妹妹报仇，为抗日献身。

    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军组织部长李子芳接见我的时候，向我索要组织关系，我这才想起临行前竟没想到要把组织关系带上。李部长便让我写信到上海索取，却由于时值战争环境，地下党组织很难用书信联系。直到解放后，我才与李淑英同志联系上，她回信说当时因为怕路上不安全故未给带，在当时我并未介意，而是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紧张而又繁忙的学习和训练中去了。

    在云岭我们过着正规化的军事生活女同志一律剪成齐耳短发，着一身灰色军装，佩戴蓝白二色图案的“N4A”抗战臂章，着山袜，缠绑腿，穿麻草鞋，出操、上课、唱歌，全部听凭军号指挥。后来，我被提前分配到三支队政治部搞民运工作，虽然我们分散到乡村去组织农抗会、妇抗会和青抗会，但是更多的还是与地方乡绅和广大民众打交道，但我们时刻牢记自己的新四军身份，积极工作，并定期回团部汇报、请示。2个月后，我们六个女同志（顾励、许可、赵亚、焦恭贞、沈锐和我）组成五团的一个民运小组，进驻繁昌县八渡河团部附近开展民运工作，沈锐是我们的组长。这段时司，我们有幸参加了反击敌人第一次对皖南大规模扫荡的何家湾战斗，第一次经受了战火的锻炼。在何家湾战斗的十四个小时里，尽管敌人出动了飞机、大炮、骑兵、步兵等，最后还是被我们打得乘夜逃窜。记得在那次战斗的间隙，我们五团部分女战士正在平顶山腰一座破庙前休息，汪传福同志举着照相机要为我们拍照，我们都一下子忘记了刚才战斗的疲劳，列好队拍了一张充满硝烟味的战地留影。在“皖南事变”五十周年前夕，我找出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一时情涌，吟成七律一首“皖南事变五十秋，战地英姿益风流。绑腿频添千里志，戎装尽染万山幽。烽烟庙畔青春笑，云岭篁边情影留。我欲因之歌一曲，东西南北和声悠”。
    丕岭被俘
    遵照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尽快北移的命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六个团9000余人编为三个纵队，于1941年1月8日开始转移。按照部署，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可以优先悄悄转移渡江北上的。但是，由于一向好强的组长沈锐坚持“要走就堂堂正正的走而不要悄悄的走”，使得我们错失了机会，只得随同五团一起被编在第三纵队，3日傍晚从繁昌冒雨出发。在山间泥泞小路上夜行军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自小在上海都市中长大，来新四军又只有一年多时间，加之背包和米袋被雨水淋湿，显得更加沉重，因此好几次滑下田埂掉到水沟里去，战友们把我拉上道路继续行军，湿透了的衣裤被风一吹寒冷透骨。6日，我军行至丕岭地区时，突遭国民党顽固派七个师几万兵力包围袭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霎时，前方不断有伤病员被抬下来，我们这些搞民运工作的女同志就忙起来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去动员当地的老百姓，用门板做成简易担架去抢运伤员，还配合卫生员进行包扎救护工作，尤其困难的是安置重伤员就地隐蔽养伤，我们是以极大的爱心强忍着泪水在努力地做着。有一个重伤员哭着对我说“同志，你们要走了，就不带我们一起走？”。说得我眼泪夺眶而出，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帮他擦去泪水，耐心地劝慰他以大局为重，听从命令安心养伤，要相信我们还会回来的。
    12日夜间，我跟随部队在丕岭上突围行军。走着走着，天就快亮了，我发现只有我和顾励、许可三个女同志在一块，四周再也找不到其他人。连日战事频繁，人已疲惫不堪，饥渴困顿，促使我们穿破荆棘去寻找水源。当我们终于在山腰间找到水沟、喝着冷水的时候，只听到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人在向我们招呼“快下来吧，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是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听得喜出望外，以为我们的部队已到山下了，便一路跌跌撞撞冲下山去。不料这是敌108师驻地，我们被引到村中的一座房子里后，就被安置在火堆旁坐下烤衣服，这时才发现我军部敌工部林值夫部长已经坐在那儿了，当他认出我们后只是无奈地推推眼镜架，痛苦的说“同志们，你们要记住，我们从此失去自由了”’我们这才为自己的受骗下山而痛悔不已。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女囚生活。
    押解周田村
    我们是在素称“友军”的敌108师手里被俘的，2天后，我们被押解到“定潭集中营”关押。到这里我才知道，“皖南事变”中我军的损失太惨重了，好多战友都被关押在这儿，大家都更换了名字和编造了假履历，表面上装着互不相识，我知道这是斗争的需要。我几乎没加任何思索，就为自己定下了化名——古新。后来有人可到这化名的由来，我说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永远是一名新四军战士”；而我的上海口音，又使我选定了上海人较多的“古”姓。谁知人家写上花名册时，竞将“古”字误写成“顾”字，成了“顾新”。当时与我一块被俘而押解去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女战士共有30人，我们这些女同志，当时分别在司令部、政治部、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印刷厂等单位，担任政治文化教员和机要民运等工作。我们大都为20岁左右的姑娘，年龄最大的29岁，小的只有16 —17岁。
    在从“定潭集中营”押往“上饶集中营”的途中，尽管不准说话、不准串联，四周有宪兵、特务荷枪实弹密切监视，但仍然不时传来“有同志寻机逃跑”的成功喜讯。记得汤惠明同志在女厕所里换上便装逃走成功后，追缉回来的特务曾恭生还硬要来骗我们说“我们把她捕获并枪决了”，这种自欺欺人的鬼把戏，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集中营里的斗争
    我们被押解着从皖南经浙江进人江西后，先在上饶八部暂住了半个月，至三月底才驻进周田村。原来这周田村，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附近，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便于设监关押。上饶集中营便是以周田为大本营，包括附近的李村七峰岩、茅家岭和石底等监狱的总称。我们女生队30 人，被编在军官大队五中队三分队（女生分队），监禁地点在下周田村。
    为了达到惩罚、感化我们的目的，他们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措施轮番对我们进行身体和心灵上的残酷折磨一方面不让你吃饱饭而逼迫你从事抬土、抬砖、砍柴、修路、打围墙等繁重的苦役劳动；一方面强制你穿上他们的军服、佩戴上有“更新”字样的臂章，接受他们那一套操练动作训练，并天天接受他们的升旗训话等精神打击，让你在“共匪走错路了”、“中国只有一个领袖”等谩骂、训斥声中，又气又怒而无可奈何。
    就在这集中营关押的特殊环境里，女生队已经悄悄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吕明、徐明、陈月霞等几个经验丰富的党员，便自然成了女生队的核心。尤其是支部书记吕明同志伪装得非常巧妙，居然能被特务们指派为班长，这就为女生队开展狱中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接受的，实际上是一场策动自首和反自首的斗争。特务们为了达到策动自首的目的，一会要我们填写学员登记表，一会要写什么自传，我们就在支部的领导下编造假履历，绝不暴露自己在新四军中的真实身份。记得有一次特务通知要给每个学员照张人头像，支部立即察觉出他们的险恶用心，便通知大家照相时把头摇动或低下，结果那次照出的像不是模糊就是见头不见脸，无法派上用场，搞得特务们哭笑不得。
    1941年8月的一天，特务突然宣布半年一期的军训第一期结业，要我们参加所谓政治测验，说什么“如果政治测验成绩好的话，可以毕业而且可以分配工作”，这显然是他们挖空心思想出的诡计。这个消息早被女生队秘密党组织获悉了，吕明把我们召集到一块，悄悄布置了对策，她说“我们女生队要团结起来，绝不屈服，共产主义信念决不能改变”。接着，我们就悄悄猜测他们会出些什么题目，来诱惑我们就范。最后大家一致的对策是“交白卷”。结果，那天政治测验，我们女生队全部交了白卷，甚至连名字都没写。
    这可激怒了中队长曾恭生，他恼羞成怒地对我们大骂“为什么不答？不答就是抗拒改造，不服从长官”’他甚至气急败坏地狂叫“你们身上都穿着白衬衫，我现在叫你们说是黑衬衫，你就得讲是黑衬衫”我们一个个缄口不言，心中暗暗在好笑，这家伙是穷途末路到胡说八道的地步了。接着，他便开始了残酷的惩罚，逼迫我们绕着操场边不停地跑步，不准减慢速度，不准上厕所，不准开晚饭。他以为这么一来，我们就会坚持不住而哀求他了。谁知我们一个个咬着牙跑到天黑了，仍然没有一个人屈服。这是我们女生队的一次大的斗争，最后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无奈而载人史册。
    大战“航空母舰”
    1942年春天，日本侵略军为打通浙赣线而大举人侵，战火有弥漫上饶地区之势。国民党第三战区急急向福建山区撤退，同时也把我们这些被囚禁的抗日志士带着一起迁移，他们在日军的进犯面前软弱无能，但这时候他们对我们表现得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一路上我们女生队的施奇被活埋，汪羊被打死，吕明、徐明、徐韧、杨瑞莲、凌鸿、黄兰、陈月霞等七人被屠杀。6月26日，集中营到达福建建阳县徐市镇时，30名被俘的女同志只剩下21人了。特务们加紧了看管，并施加训化压力。训育员邓永澍天天找人个别谈话，那天把我找了去，头一句就是要我承认“参加新四军是走错了路”，要我“看清形势，自新悔过”。我说“我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救国，这有什么罪？你们不也说自己是抗日的么？这有什么过可悔”？一时说得他哑口无言，只好连连说着“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然后把我放了回去。
    谁知过了不久，我就被分队长女特务员程瑛叫到了办公室里训话。这程瑛是毕业于国民党的战干三团的女特务，平时就蛮横刁钻，令人厌恶。因地长得个子高、块头大、一脸横肉，我们便根据她的形象送了她一个外号“航空母舰”。我知道，今天被她叫去肯定没有好事。果然，她先装出笑脸，询问我“为什么不拿悔过表？”。我说“我没过可悔，要拿什么悔过表？”，她一听立即翻脸，质问起来“人家都拿了，你为什么不拿，为什么不去拿”？我仍然毫不示弱，她便转而破口大骂，妄图用她的嚣张气焰来镇住我。谁知我毫不畏瞑，也与她对骂起来。于是，她顺手拿起一根粗粗的木棒，没头没脸地向我抽打起来，一下子打在我的腿上，我强忍疼痛，一手挡住她的木棒，另一只手飞快地抓起脚边的一只小板凳，朝着她的头部狠狠砸过去，心想“我跟你拼了’这种半生半死的监牢生活我已经过够了”！这时候，特务们都闻声跑了过来，把我抓住，才发现我已无法站立，我的腿已被她的木棒打成骨折了。
    当天晚上，“航空母舰”就找来了中队副马绍雄，将我狠狠训了一通之后，就派人将我拉到“禁闭室”关了两天禁闭。这“禁闭室”是用老百姓家的谷仓改制的，又小又黑，没有窗户，没有阳光，空气也很稀薄，人在里边难以站立，难以平卧，只能屈膝坐在黑暗和寂静中打打瞌睡，想想心思。难友们经常借送饭的机会来鼓励我、安慰我，还买来酒让我擦腿散瘀。我当时感到革命友谊的温暖，心中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舒畅，因为毕竟与“航空母舰”作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打掉了她的威风，我为自己的行动没有辱没共产党员的称号、没有辱没新四军女战士的称号而胸襟坦然。2天禁闭，非但没有能够征服我，反而更加增强了我进行斗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