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项英铜像 |
2008-08-19 11:2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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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桐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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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同志的铜像座落在他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安徽省泾县云岭罗里村新四军军部（大会堂）门前广场上。铜像坐南朝北，高3米，净重1700公斤，他右手拿着军帽，左手紧握着拳头，身穿军大衣，浓眉大眼，气宇轩昂，眉宇间流露出正气凛然的英雄气概，令人肃然起敬。铜像的基座上，镌刻着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题写的“项英同志浩气长存”八个大字。铜像背依四顾山，山上树木葱茏，周围环境肃穆而优美。这座铜像是2001年3月，在项英同志遇难六十周年前际，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军部委员会发起倡议，由新四军老战士捐资、上海油画雕塑院刘巽发雕塑家设计，上海船厂青铜艺术品中心铸造。带着对项英同志的敬仰，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以期对这位革命先烈有一个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
一、 早年在白色恐怖下英勇奋战
项英，原名项德隆，笔名夏英。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一个职员家庭。7岁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12岁时丧父，家境迅速恶化，为帮助家庭维持生活，不得不放弃读书，寻找职业。1913年，15岁的项英进入武昌城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一名学徒工。
1919年，他参加了董必武、陈潭秋等筹办的工人夜校，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项英自发地在模范大工厂从事工人运动。
1920年4月，项英利用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小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要求，劳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次罢工的胜利，使他大大提高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增强了同资本家作斗争的勇气。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同年10月，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包惠僧回武汉开展工作，在他的影响下，项英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的生涯。
1922年4月项英在包惠僧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作为武汉区党组织的代表，与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等一起，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项英当选为总干事。面对军阀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和破坏，他和林祥谦、施洋等人一起，发动、组织“二七”大罢工。大罢工遭血腥镇压后，他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仍留在武汉从事罢工后的善后处理工作，并秘密指导工人运动，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勇士。1924年春，他只身前往上海，继续发动组织工人运动。并与刘华、邓仲夏等人成功地领导了1925年的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1923年“二七”惨案后的低潮走向复兴。1925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桥梁，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这是对他多年来从事工人运动业绩的肯定。1928年，项英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受到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接见，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回国后，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负责领导工人运动。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的祝词中称赞项英同志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
1930年10月，项英调赴中央苏区，肩负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1933年5月，项英任代理中革军委主席。6月30日，他发布命令，宣布：“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那以后，“八一”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乃至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二、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项英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留在中央苏区积极开展活动，吸引、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项英一直坚持到1935年3月中央苏区沦陷，才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人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转移到赣粤边。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项英与陈毅等人一起，坚持了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连续的“清剿”和“围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保存了革命力量和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同时，他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国民党军进攻的特点和陈毅，李乐天等同志一起研究确定了游击战术的5条基本原则，主要是：⑴赚钱的就打，赔本的就不来；⑵不打硬仗，不攻坚；⑶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躲；⑷要消灭敌人，反对只吓敌人；⑸有利时集中消灭敌人，不利时就分散。项英为了便于指战员记忆游击战术的原则，还将战术原则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这首歌诀，是项英对赣粤边游击战争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理论的组成部分，受到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欢迎，并为后人研究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史料。为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需要，项英还编写了《群众工作必读》的小册子，详细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游击队工作的尺度。这本小册子印发到各游击队和基层党支部，成为当时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手搞“两面政权”，领导群众广泛地开展斗争。对于项英同志在此时期的工作，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给项英以高度的评价。周恩来、谭震林也充分肯定了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突出贡献。
三、对新四军组建作出的重大贡献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项英从报纸上得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政府谈判的消息，立即发去电报，与党中央中断近三载的联系至此得到恢复。
从1937年秋开始，项英同叶挺、陈毅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为尽快把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组建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日，进行了紧张、艰苦的筹建工作。
9月下旬，项英与陈毅在南昌与熊式辉达成协议后，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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