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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烽火|《云岭烽火》第五期
抗战初期的皖南民众与新四军——纪念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七十周年
2008-08-19 11:46:21
作者：凤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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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党在华中各大城市进行抗战动员及组织工作。随着广州武汉的沦陷，我党按既定方针，开辟敌后战场，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掀起人民战争的斗争热潮。七十年前的八月二日，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从此新四军与皖南民众结下了深厚感情。新四军紧紧依靠皖南人民群众，谱写了一曲曲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颂歌。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一起深情回顾当年的军民深情，并以此来纪念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七十周年。

　　一、发动民众、武装民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和毛泽东同志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广泛发动群众、抵抗日本侵略。毛泽东认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得胜利。”“战争的伟大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后，邓子恢领导的民运部很快派出了皖南第一支民运工作队——茂林工作队（对内称茂林工作委员会），他对这支工作队十分重视，亲自从军民运部、皖南特委和战地服务团中挑选精干力量30余人，由皖南特委组织部长陈时夫带队进驻茂林。同时，军部还派五团一个营暂驻茂林，负责安全。这支民运工作队根据邓子恢的指示，军政治部的民运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即打起背包，深入到民众中，运用唱歌、演戏、帖标语、开大会等各种形式，揭露日军暴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解抗战必胜的道理，与广大民众同甘共苦，他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感染了广大民众。一次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带领民运部的同志们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中午在一位农民家吃饭，饭是稀饭糠馍，菜是一碗烂腌菜，烂腌菜里夹杂许多白蛆，民运部的同志望着白蛆不敢下筷，邓子恢首先把白蛆夹到自己碗里，又给每位同志分别夹一筷，自己带头吃起来，这件事对民运部的同志和当地农民震动很大，农民交相传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官”，和老百姓坐一桌吃这样的饭菜！从此他们把新四军看成自己的贴心人，并博得了皖南人民的好感。于是，民众发动起来了，抗日救亡的烈火在燃烧，广大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到前线去杀鬼子，就连一向封建的皖南妇女也行动起来了。茂林“辑园”的吴鸿赐女士，不仅积极参加宣传抗日工作，还担任茂林妇抗会主任，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家也成了茂林工委的办公场所。张素贞由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杨瑞年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云岭地区妇抗会主任，全家11口人，有8人参加了革命工作。徐嫦娥，人称曹妈妈，早年丧夫，含辛茹苦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有三人为革命牺牲。在新四军的帮助下，防区内各种群众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如泾县成立了民众动员委员会，难民后援会和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青抗会、文化界抗敌协会、儿童团等抗日民众组织。紧接着，皖南地区党的组织普遍恢复和建立健全起来。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建立以后，积极领导和组织人民，配合新四军和其它抗日军队开展抗日活动，当向导、查路条、反奸、反特等。1938年秋，军部遵照叶挺指示，为方便当地群众，在驻地罗里村前的叶子河上，架起一座小桥，叶挺还在桥上特意题词：“军民合作，抗战到底”。项英在1939年元旦大会上总结新四军抗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时说：“我们在这一年来，在前方、在后方，为动员民众，加强抗战的力量，为了达到军民的合作，以及在民众的拥护与帮助下，能够在江南困难的环境下面，坚持斗争，所以自从本军成立以来随时随地的进行民众运动。”
　　（一）皖南人民眼中的“菩萨兵”
　　这是一支纪律严明，待人和气，与百姓亲如一家。不论官兵，遇到老乡，对年老的称老大爷、老大娘，对中年的称大哥、大嫂，对年轻的则以姐弟相称。队伍对群众秋毫无范，不抢粮食，不强占民房，不抓民夫。他们每住进一个村庄，都要帮老乡干这干那，走时还为老乡家的水缸挑满水，把老乡的院子打扫干净。他们买柴、买盐都按价给钱，公平合理。他们行军时走不动了，就在路旁休息，或者相互搀扶，却绝不擅自惊扰老百姓。见到这种情况，受尽日伪欺压的百姓们奔走相告，说真正的“仁人之师”来了，皖南老百姓尊称的“菩萨兵”来了。
　　1939年5月11日《抗敌报》是这样描述的：
　　白发苍苍的老农夫，倚在破落的草房门口，笑得满脸皱纹，眼睛咪成一线、嘴巴蠕动着：“真的，太难得了！量我活了这么老，也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
　　太阳己西斜，田里还是那样热闹。田野上，你可以看到：三个、五个穿粗布蓝衣的老百姓，灰军装的新四军战士，他们流着汗，喘着气。一身染了泥浆，脸上，手上。然而，他们却好像一家人，大家和气地紧张地工作着。
　　这是政治部的号令：“星期六，帮助驻地农民春耕”。
　　“太阳快下山了，他们还是那样高兴。在他们看来，简直不知什么叫疲劳，什么叫做困难，他们用一身热血，用钢铁的体格，为了增加战时生产，为了军民的合作，为了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神圣事业，人们工作着奋斗着。
　　山边的茅屋顶浮泛起轻淡的炊烟，雄壮的号声在那边吹奏。
　　仿佛挂在山上的小路，熙熙攘攘人流不断。有新四军官兵，有农民群众，他们为增产粮食而忙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军民一家亲。
　　暮色里，晚风送来一片歌声。“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在这响亮的歌声里，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并日益牢固地在民众之中扎根，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汇入抗日的洪流。
　　（二）新四军眼中的老百姓
　　新四军己经赢得了民众的心，在钱俊瑞的《皖南惨变记》中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新四军的第四个特点是他和民众之打成一片。我曾在第五战区和别的地方做过动员民众帮助部队的工作。但在新四军的驻防区域，部队与民众的关系，完全属于另一类别。我们常说别的部队至多只能做到军民合作，在合作之中，军还是军，民还是民。在新四军辖区军民简直是血肉相连，凝合为一。你在新四军驻防地带，随意到一家老百姓去问，他们便会告诉你，不是他的儿子正加入新四军，便是他的哥哥、弟弟和她的丈夫己经入了伍。新四军就是老百姓的子弟兵，人们不把新四军当作外人，而当作自家人看待。穷人家的儿子多半因为家里没饭吃，怕别的队伍拉夫，征壮丁，同时愿意打日本兵，所以纷纷入伍。有些有钱有地位的绅士，也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四军，这才是怪事。考究其原因，他们都说孩子在家里又没有好的学堂进，，知道你们新四军每天要读书，所以把他们送进来。他们是把新四军当作学堂的。新四军住在民众家里，老百姓也可以随便到部队的地方去玩，看棋，听留声机。老百姓忙时，战士们会帮助他们抱孩子，做杂事。秋天时会帮助他们割稻；同样的，部队的事情，除有关军事机密外，也几乎都有民众参加。去年十一月在司令部附近构筑工事，当地民众自动出来帮助找木头、竹子、挑挖泥土。
　　（三）军民关系血浓与水
　　一九三九年春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李静生了一个女儿，房东张大娘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喜讯伴随着春风在村子里很快传开了，远近的乡亲们都赶来庆贺。张大娘八岁的大儿子大虎逢人便说：“我有一小弟弟，还有一个新四军小妹妹。”第二天，新四军文工团团长周大姐，拿着红糖和鸡蛋走进小土屋，笑嘻嘻地说：“部队首长派我来看望你们，委托我给两个孩子送个礼物。”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两把银光闪闪的小锁。过去在锁上习惯刻着“长命富贵”来象征吉利，而这两个锁上却分别刻着“拥军”“爱民”四个字。周大姐给李静的女儿皖流戴上了“爱民”锁；给张大娘儿子名叫二虎戴上了“拥军”锁。这时，两个母亲的脸上笑得比盛开的花还要美，还要红。
　　一年后，二虎和皖流己能哑哑学语，一天，突然东边上空有几架日寇的飞机来轰炸云岭，乡亲们纷纷向山边防空洞跑去，张大娘是小脚，要同时抱两个小孩是走不动的，大虎和他父亲长年在山上护林，李静又在部队工作，想了想，决然先抱起皖流往外跑，但身后传来了二虎的阵阵哭声，真象刀子那样刺痛着她的心。张大娘刚把皖流放到安全地方后，转身又向村里跑去，日寇飞机正向村里丢炸弹，她远远地就看见自己的小土屋己经淹没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张大娘揪心地大喊了一声：“二虎！”就晕过去了。当张大娘被救醒后，二虎尸体也从砖石中找了出来，他胸前那个“拥军”小锁上沾满着血渍。这里，李静抱着张大娘哭得泪流满面，大虎牵着妈妈的衣角哭着要小弟弟，新四军战士和乡亲们也围上来安慰着张大娘，张大娘坚强地扶起李静。
　　说：“不要哭，皖流不是好好的吗。”摘下二虎胸前的“拥军”锁，加挂在皖流的胸前，并把皖流紧紧地抱在怀里，这锁上“拥军”“爱民”四个字在阳光下照得格外耀眼。
　　一九四0年冬天一个夜晚，李静来到小土屋神情严肃地对张大娘说：“大娘，国民党要发动内战，为了抗日，我们暂时要离开这里”。听说新四军要走，张大娘心里难受极了。李静安慰说：“离开是暂时的，我们还要回来的，但是行军不方便，我想把皖流托给你抚养了。”
　　张大娘拉着李静的手说：“放心吧，新四军的后代，我会把她扶养好的”。张大娘顺手摘下“拥军”小锁给李静：“这是二虎留下的，你把它带着作个纪念吧。”

　　二、军民合作，抗战到底

　　1938年6月，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韦岗首战告捷，“开辟了胜利的先声”,使新四军“提高了在抗战军队中的地位”。正是：锋芒初试，便见身手不凡。从此以后，战斗不断展开，捷报频频传来。到1940年9月，便己经历大小战斗1300多次，歼灭敌寇23，000多人，俘虏日寇160多人，伪军2300多人缴获战利品无数。接着，又在10月间的皖南反扫荡中，歼敌数千，大获全胜，其中，在皖南较大的战斗，便有著名的繁昌保卫战、父子岭战斗，何家湾战斗以及泾县之战。而且，在这些战斗中，新四军都是以少胜多，所以，更加令人振奋。在泾县之战结束后，《抗敌报》是这样记叙民众的伟大和力量——自三里店以后的战局，我们的战争，便不单纯是军队的战争了------我们的农民自卫队就在其中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或则在敌前配合正规军抵抗，或则绕敌后堵截歼击，或则担任放哨侦察的任务--------最有趣的是各自卫队-------竟向附近正规军借用军服，表示对战争的决心与英勇！
　　自卫队以外，各个抗敌协会（即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儿童等各种抗敌协会——引者注）纷纷组织会员参战，也比过去来得广泛深入，云岭在4小时内，动员民夫2000余名，章渡则动员了1000多名。
　　繁昌之战中，新四军仅有四个营投入战斗，却连连取得胜利，这使新四军的影响大大加强，可谓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威风，大灭了日寇的锐气。为此，繁昌各界人士纷纷自动慰劳新四军，还召开祝捷大会，敬献一面书写着“保卫繁昌”的锦旗。
　　至于打敌人的时候，民众给予的帮助简直使你感动的流泪。十月间，敌人扫荡皖南，新四军在三里店，大岭、小岭、枫坑一带作战。民众从二三十里以外，挑了饭、鸡、肉-------到山头上去慰劳。等到打了胜仗回来，那司令部和各部队的鸡蛋、肉，简直吃不完，布鞋大批大批送给战士们--------。新四军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密切、和谐，真是“鱼水难分一家人”，使许多老战士在几十年以后还感觉温暖。一位老战士说，就他个人的经历而言，在云岭期间的这种军民关系，是空前绝后的。托尔斯泰说“艺术是生活的镜子。“的确，无论是《收获》，还是当年的其他文艺作品，都实实在在地映现了动人的一幕。然而，人心更像一面镜子。从民众的心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四军在这面镜子里的形象，就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到其最后的收获，那就是：胜利！。
　　《新四军在江南的战绩记略》中，介绍了1940年春季反扫荡战斗的经过，着重提到一点即新四军之胜利，是由于群众的帮助，在战斗中，广大群众除自己武装参战外，还帮助抬担架，搞运输，带路，打扫战场，送茶送饭。如我军向三里店前进时，当地两个自卫队员，在前面当便衣侦察，走进敌人前卫部队，夺来敌人一面旗帜。又有一次，夜间，我军出击。三个当地自卫队员带路去将敌人两个哨兵杀死。有一次战斗中，前线缺少担架，当地妇抗会的妇女连夜到山上砍竹子做担架，运输伤兵到后方。当新四军在前线作战时，一天吃过九餐饭，这些都是当地群众送的。如有一个农民挑了担鸡蛋送新四军，途中碰见了一位友军。问：“你这担东西挑哪里去？”答：“新四军在前线打了胜仗，很辛苦，送东西给他们吃。”那位友军强迫他送到他们部队去，农民用扁担和他打起来。还有一个老婆婆，当新四军打仗时，她杀了自己几只鸡，烧好了，送前线去。繁昌我军在八都河、中分村的十四天战斗中，部队菜饭完全由老百姓自动帮助做的。所有这些，表示了军队是为了群众利益作战才能获得群众的拥护和帮助。

　　三、帮助群众开展经济斗争，为抗战提供后勤支援

　　为了组织指导经济斗争，军政治部从教导总队等单位抽调人员成立了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由薛暮桥任主任，对驻地民众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同时，还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关于减租减息的基本政策，1938年7月底，新四军军部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在驻地的广大乡村实行二五减租。规定利息减为一分到一分半，谷利减为一斗五到二斗。邓子恢同志在向工作队布置减租减息工作时明确指出；做好这项工作可以发展和巩固农抗会组织，在斗争中分化地主，争取开明绅士。在工作队的指导下，农抗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新四军军部一方面领导减租减息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民众开垦荒地，种植杂粮、蔬菜，增加生产，实现自救和互救。著名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在《中国的战歌》中，以“一个农场的故事”为题，介绍了新四军组织15户难民办合作农场的故事。15户从沦陷区来到新四军驻地的难民，在新四军军医处的资助下，联合起来开荒种植蚕豆、豌豆、喂鸡鸭、自己动手和泥、脱胚，造房。这个农场不仅解决了难民的生活，而且提高了新四军的政治声誉。新四军军部还配合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创办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发挥驻地丰富的资源优势，组织本地区和难民中的能工巧匠，开办了宣纸、纺纱、织布、肥皂、蜡烛等合作社，并在茂林的“桂花敞厅”设立“中国工业协会泾（县）太（太平）事务所”，这些措施使失业的手工业者获得就业的机会，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同时为新四军后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1938年8月2日，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时，开明绅士陈冠群主动出让自己的宅院“种墨园”给叶挺军长居住、办公，还捐出三万大洋给新四军。当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期间，在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大环境下，陈冠群作为国民党章渡区区长做出如此慷慨之举自然受到新四军和叶挺军长的欢迎。叶挺军长也将自己的望远镜作为一件礼物赠给陈冠群长子陈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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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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