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以德威兼施之策争取伪军反正的高超艺术 |
2008-06-17 07:4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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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清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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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强约去杨州，用毒酒将其致残；1943年9月9日，日军宪兵队将伪江苏省省长兼保安司令李士群毒死。这些人都曾为侵华日军卖过力，但最终落得个或判刑或遭毒手的可悲下场，成为新四军充分利用以分化伪军、争取伪军的最佳实证。
中共中央华中局在杨仲华被革职查办之初，即下达了《关于开展伪军工作的指示》，强调“我们应切实研究这些情况，来决定我们对伪军的政策”。此后，新四军各部队，都利用一杨、二李这些反面教材，广泛宣传，让伪军官惶惶不可终日，对日军更加离心离德，促进伪军的觉悟，成为新四军的同情者，促进伪军暗中投靠、支持新四军，直至反正。
日军发现伪军的离心倾向加剧，于是强令整训伪军。伪第5集团军总司令项致庄，是伪军中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人的民族败类，又是从安徽屯溪秘密投敌，驻军苏中、苏北的顽固派，成为整训伪军的带头羊，从而加深了外地伪军与当地伪军之间的矛盾。新四军及时利用和扩大这一矛盾，促使苏中、苏北伪军很快形成反项致庄的联合阵线，一致起来反整训、反改编、反移防，使更多的伪军军官成为新四军的同情者。在日伪军“扫荡”、“清乡”时，有许多伪军官兵主动向新四军提供情报，掩护新四军部队、医院和军工厂及时转移。这些当时被称为“两面派”的伪军被陈毅视为“我军争取伪军反正的桥梁”。
四、共产党员在伪军队伍中长期埋伏，适时组织伪军反正
新四军各部队，针对日伪矛盾、伪军内部矛盾和对伪军成分、政治态度的不同情况，根据中共中央1941年“8•4”决定和中共中央华中局1942年“9••16”指示精神，向伪军每个师部、团部派出一大批经过特别训练，“富有经验及党性坚强的干部”，作为我军的“联络员”，长期埋伏，策动伪军日军和汪精卫的反抗，适时组织反正，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例如，汪伪驻常州空军航空警卫营，被汪伪视为忠实可靠的“嫡系”，负责警卫20多架飞机和几十名飞行员的任务。新四军武进敌工站埋伏在该部的同志，发现他们与伪常州警察局有矛盾，还因为机场仓库被盗蒙冤对抗上司，被南京空军战勤部克扣军饷。于是首先做通了一连连长顾庆良和排长陈飞的策反工作，又通过营长顾济民夫人周素英，做通了顾济民的工作。1942年5月28日，顾济民毅然率领287名官兵反正，并发表《告伪军将士弟兄及民众书》，号召伪军官兵“早日反省，合力驱逐日寇，打倒日本法西斯”。航空警卫营反正后，编为新四军第6师16旅独立第3团，顾济民被任命为该团团长。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又一典型，是策动汪伪警卫第3师反正，受新四军军部派遣，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徐楚光，利用黄埔军校同学关系，潜入汪伪军上层，曾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司上校秘书、伪陆军军部上校科长、伪军委会上校参赞武官等职，与汪伪‘御林军“警卫第3师师长钟剑魂交为朋友。1945年8月12日，徐楚光与战友一起，策动钟剑魂率部3000人反正，编为华中独立第1军，钟剑魂任军长，徐楚光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受到新四军首长的检阅。延安《解放日报》于8月15日作了“拱卫宁伪首都之精锐，伪警卫第三师反正”的报道。
新四军争取伪军反正，采取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形式。所谓原则性，即伪军反正后，便从根本上改变其日军“以华制华”工具的性质，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所谓灵活性，即伪军反正后，或继续打伪军旗号，或改打国民党军旗号，但暗地里都是根据共产党的指令行动。
《叶飞传》讲了当年的一个“机密”故事。1942年叶飞作为苏中三分区主要领导，从四地委接受了伪第34师副师长兼135团团长施亚夫的领导关系。施亚夫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失掉关系，抗战开始后他拉起一支队伍混入伪军，不久接上了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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