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新四军随军书店的日子里 |
2008-06-16 15:0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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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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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朱晓光负责。那时工作人员已有朱文煜、朱枫、蒋峄北、陈树穗、路雄、李培源、陈怀平、胡苏和当地吸收的运输工十余人。这是随军书店的全盛时期。人手多了，就使原来无力正常化的流动供应队活跃起来。在保证搞好云岭、中村两个门市部以及进货工作的同时，组织了两个流动供应队分赴一、二、三支队所在地的苏皖两省长江南岸的广大地区，接着又组织力量偷渡长江天险到江北指挥部和四支队去。
随军书店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的。因为自己不搞出版、印刷，单做发行工作，业务领导和货源供应全靠金华的书店解决。金华是当时东南五省的文化中心（有生活、新知、商务和上海光明书局、开明书店的转运图书的办事处），能起到总分店的作用。总店远在桂林、重庆，鞭长莫及。联系因难。在新四军中的工作则受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领导，直接向宣传部长朱镜我请示汇报，根据他的意见有些事也向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请示解决。经李秘书长介绍，我们同军需处长宋裕和、张元培，军直兵站站长张元寿、叶正明联系工作。兵站在各主要交通线上设有分站、派出所或交通联络站等，从军部到各支队司令部去都有一定的路线。到敌后和前沿工作必须与兵站密切联系，否则寸步难行。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和教员罗琼，以及军属战地文化处长钱俊瑞等，都非常关心书店的工作，常为我们指方向、出主意，进行革命形式教育，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教导总队的教育长冯达飞、政治处主任余立金以及夏征农、黄源等，也常到书店问长问短，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实际上他们都是领导书店工作的“高级顾问”。我们对部队首长的意见很重视，密切配合部队的中心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
总的说来，皖南随军书店的工作环境是令人鼓舞的。但它毕竟处在战争前方，敌人在扬子江边占领着铜陵、繁昌和南陵等县城，虽在我军第三支队游击区包围之中，但离军部不过几十里，日伪军出没无常，可随时扑来，战斗频繁。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订了一套套反动的“溶共”、“防共”、“反共”具体措施，肆无忌惮地破坏抗日，阴谋制造军事“摩擦”，全国惨案迭起，皖南新四军军部形成四方受敌的局面。因此，我们更要提高警惕，防止和挫败突然袭击。泾县虽是新四军驻地，但是城里有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云岭、中村明里都有顽固派的伪保甲活动，表面上泾县政府还常常吹吹打打抬着猪羊等各种慰劳品来慰问新四军，邻近驻防的蒋介石嫡系五十二师也常以友谊赛为名来云岭比赛篮球，也是明里暗里窥探军情；常有一些顽特武装妄图穿越我防地和对我少数外出工作人员打冷枪。因此，书店工作同志必须听军号行动，随时要准备紧急集合随军移动。还必须有一定军事知识和技术，平时多参加军事演习、夜行军、打野外、实弹打靶等活动。如遇敌机空袭或顽军挑衅，部队就集合隐蔽到附近山林深处，有时半天，有时一整天。这时，书店同志即参加俱乐部的政治鼓动工作，并携带少量大众读物，分别到连队去摆“流动阅览摊”，深受指战员们欢迎。
随军书店同志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到皖南后，大都自动改领津贴费二元五角（个别有家庭负担的，仍领原来在国统区的工资）。伙食每人每天副食（包括油盐）五分钱。主食吃军粮，粗菜淡饭，布衣草鞋，物质生活十分简朴。文化生活却丰富多彩，政治地位平等，学习条件很好。可以安排时间到教导队随便听各种大课，能听到重要的政治、军事、时事学习报告，如朱镜我讲中国革命运动史，薛暮桥讲经济学，陈毅到军部来讲《新四军军歌》的创造过程和重要意义，内容丰富生动。
新四军中有许多著名音乐家，如何士德、章枚、任光等。他们和广大爱好文艺的干部、学员、战士相结合，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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