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抗大”式的干部学校 |
2008-06-16 12:2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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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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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间，旌德地下党先后动员了20多位进步青年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第二期学习。我们到了军部教导队以后，我被分到第六队。队部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军装、一副绑腿、一条薄薄的棉被（二斤半重）、一支步枪和若干发子弹、一条米袋子，穿着自己编的草鞋。这样，我们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军人了。
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干部学校，专门训练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教导队为什么不采用“抗大”分校的名称呢？这是由于当时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不准我们办“抗大”干部学校，不准我们发展抗日力量，故只能以教导总队名义办校。总队长是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育长冯达飞，政治处主任余立金，训练处处长薛暮桥，队列处处长朱毅、副处长张元寿。总队共有两个大队，一大队为军事队，二大队为政治队。一、二、三、四、五队为一大队，六、七、八九队为二大队，其中八队为女生队，九队是高干队。每个队队部有队长、政治指导员、通迅员、司号员等，并建立了党支部。支部和党员都不公开，支部书记不设专职，由政治指导员兼任。每个队有三个排，每排有三个班，12人编为一个班。排长以上干部都是红军干部，班长由学员担任。五、六两个队都驻在中村董家祠堂，我在六队学习。六队队长是张闯初，政治指导员是高歌。各个队有军人俱乐部，六队俱乐部主任是学员庞文熙（大学生）兼任，另设学习委员、文娱委员、墙报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生活委员，开展各种活动。
教导队的学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前线部队中抽调来的原红军战士和少数干部；另一部分是从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来的青年学生，还有少数华侨进步青年，全总队共有学员一千二百多人。进了教导队以后，我们一开始就过着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要求很严格，纪律性很强。不管白天、黑夜，每个学员都要持枪轮流站岗、放哨（每晚总队部都给各队规定有口令）。队部派岗、换岗都以点香来计时，一根香点完了，换一班岗。我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大锅饭，可是每个学员革命热情是很高的，精神上是愉快的。我们六队学员中，还有两名外国人，一名是泰国人，另一名是新加坡人，和我们同样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他们都会说中国话，只是说得生硬些，不太流利。
教导队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教导队的教学方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延安“抗大”一样。课程有六门：周子昆讲《抗日游击战争》，王淑明讲《社会发展史》，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张语寰讲《统一战线》，彭柏山讲《民运工作》，还有《哲学》课，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讲得通俗易懂。专职教员还有夏征农、杨采衡、陶白等。军事课除了在课堂听课外，每天还要到大操场进行操练。军事课，杨采衡讲《班、排、连战斗、战术》，还要进行实地操练，如学打靶、刺杀、射击、投弹和实弹演习等，有时还要进行军事演习，夜间有时紧急集合。对于一名革命军人来说，武器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队部规定我们每周要擦一次枪，我们学员都会擦、会拆、会使用。军事化的生活，锻炼和培养了我们每个学员的坚强意志和实际作战能力。敌机经常来空袭军部驻地云岭，我们在驻地挖了防空洞，白天经常到附近山上、树林里上课。行军时我们头上戴着用柳枝扎的伪装。上课没有凳子，我们就用稻草编个草垫子席地而坐。教导队学员的生活是艰苦的，学员每人每月发给三元的津贴费作为零用，买点生活日用品。国民党第三战区有时扣发我们的军饷，学员就领不到津贴费。学员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一角三分，由于管理排长善于安排，膳食管理得好，每月公布一次帐目，伙食不仅吃得不错，有时每月还可以吃一次“伙食尾子”（即节余的伙食费分给每个学员）。尽管学习条件差，劲头很大，把学习、训练当作一项革命任务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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