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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近年来以“万亿之城”、“新能源之都”、“苏超流量明星”等众多时代标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如何重新认识常州？上海社科院叶舟副研究员立足地理、考古、经济、文化多维视角，重新审视常州的历史定位，剖析常州作为江南战略要冲、经济中坚、文化沃土的独特价值，阐释其何以成为江南文化的根基与底气。文章从中华曙猿考古遗存，谈到常州学派、苏南模式，史料扎实，论证厚重，厘清了常州在江南历史演进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为不带偏见的文史爱好者理解江南文化，探究常州发展密码，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深度文本。
常州：江南的根基与底气
叶舟
江南在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时期区域范围并不相同，一般认为江南的核心范围，是指太湖流域地区，大致包括今江苏的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杭州、嘉兴及上海地区。常州作为一颗拥有七千年文明、三千年繁华的耀眼的江南明珠，历来都属于江南的核心范围。如果从泰伯奔吴、季札封邑算起，在绵延近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成就了辉煌的历史，铸造了耀眼的业绩，更创造出了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可以说，从古到今，常州一直是江南的中坚力量，它不仅是江南地理版图上的关键节点，更是文化与精神上的坚实磐石。常州的历史是江南历史发展的缩影，常州文化也有着作为“江南根基”的独特底气，自然而然就成为研究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江南历史演进的重要环节
19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常州溧阳市上黄镇水母山裂隙堆积中，发掘出距今4500万年前的始新世中期高级灵长类动物—中华曙猿化石。中华曙猿的发现证实了亚洲东部可能是除非洲之外高级灵长类的起源地，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称中华曙猿为“人类遥远的祖先”。此次发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被学界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简单而言，中华曙猿与人类起源，溧阳水母山与人类起源地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重要的联系，常州是东亚早期生命演化研究的重要地点。
根据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研究，大约距今 7000—6000年前，现代长江三角洲开始发育。距今 6000年前后，人类开始在这里大规模地活动。在夏王朝主导中国之前，太湖流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经历了从马家浜文化（约开始于距今7000年前）到崧泽文化（约开始于距今5800年）再到良诸文化（约开始于距今5300年）的持续发展。常州圩墩、三星村、寺墩等考古遗址构成了环太湖史前文化的完整链条，常州是江南考古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常州地区史前文化因此成为环太湖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乃至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春秋时期的“太伯奔吴”传说标志着一支来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明体系的力量，正式进入以常州为中心的区域，开始经营这片土地，拉开了吴文化的辉煌序幕，也由此翻开了江南文化的新篇章。春秋至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常州先后隶属于吴、越、楚三个诸侯国，直至秦统一中国。这一阶段常州所在的吴文化地区先后吸收了中原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的精华，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此后，江南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常州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和晋室南渡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北民持续南移的过程。北方移民的到来，侨州郡县的设立，特别是齐、梁萧氏的崛起，促使常州成为帝王故里和京畿重地，政治地位迅速提高，而且经济开发步伐加快，文化事业有较快发展，从而迎来了常州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文化高潮。隋大业六年（610）京杭大运河南段开通，不仅使南方与北方相连通，而且还刺激了运河经过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和经济发展。而常州是江南运河流经地域最长、穿城距离最长的城市，其转运中心的地位也得到最终确立。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常州即隶属于江南道。北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明确为“两浙路”，今天意义上的江南地区核心范围基本形成，常州就是“两浙路”的重要城市。明清时期，常州或是隶属于南直隶，或是隶属于江南省，奠定了其在江南城市群中的中坚地位，江南核心区域的地位始终未变。
二、江南地理的战略要冲
如果从天空俯瞰，太湖平原是以太湖为中心的一个像碟子一样形状的洼地，四周高中间低。常州位于这个碟形洼地中心偏西部分，整体地形特征为西南高、东北低的倾斜状，宛若从西向东倾斜的半个碟子。常州在太湖平原的这个位置决定了其战略要冲的地理区位优势。
常州西边是江南政治军事重心的南京，东边紧邻宋元明清以来的东南财赋中心——苏、沪、杭，可谓西控金陵咽喉，东屏三吴富庶之地，北依长江天险，南接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这种独特的地貌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呈现，更是军事防御的天成体系。尤其是常州境内河网密布，除京杭大运河这一南北大动脉外，还有孟河、澡港河、西鑫河、滆湖等众多水系纵横交错。在古代战争中，这些河流既可作为天然的护城河阻滞敌军进攻，又能通过水运迅速集散粮草辐重，实现“以水为防”与“以水为运”的双重效能。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南直七·常州府》中曾这样形容常州：
北控长江，东连海道，川泽沃衍，物产阜繁，周处所云“三江之雄润，五湖之腴表”也。且地居数郡之中，翼带金陵，为转输重地，脱有不虞，则京口之肘腋疏，而吴郡之咽喉绝。若其北守靖江，则内可以固沿海之锁钥，外足以摧淮南之藩蔽；南扼宜兴，则近足以消滨湖之窥伺，远可以清浙右之烽烟。
这段论述精辟地指出了常州作为南京（江宁）东部屏障的重要价值——一旦常州失守，南京便失去了东部的战略纵深，而苏州、杭州等财赋重地也将门户洞开。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常州这种“襟江带湖、左右逢源”的地势，赋予了常州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襟江带湖的水系格局天然形成了防御屏障，运河枢纽的交通区位使之成为物资运输网络的中枢，连接四方的地缘位置方便左右呼应，这里天然就是江南核心区的战略要冲，是江南少有的兼具地形防御和后勤支撑的军事节点，是兵家必争的“中吴要辅”，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毗陵为南北要冲，襟三江带五湖，形胜甲于东南”之说。民国时曾有人如此描述常州的地位： 它的东头是我国中西文化汇流的上海，下为国都，即最高政治统率机关所在的南京，常州是扼上海中西文化与南京新政的中流，是可以沟通长江南岸诸省及中西文化的。[1] 这段话虽显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常州在江南的重要性。
因此，历史上凡有大军南下企图平定江南者，必先争夺常州。这不仅是为了占领一座城池，更是为了控制太湖平原的物流中枢与防御支点。从南唐与吴越的拉锯，到宋元之际元军铁蹄南下，再到明清易代乃至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反复争夺，常州屡次成为烽火焦点。这也是常州在宋元之交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两次受到战争严重冲击的原因所在。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廷深刻认识到“苏省为东南财赋重地，藉常州为屏蔽”。咸丰十年（1860）常州失守，不仅意味着长江防线的崩溃，更导致整个战略格局迅速扭转，苏州等地随即陷入混乱。可以说，常州的得失，往往直接牵动着整个江南战局的神经，其战略地位之重，可见一斑。
三、江南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自隋唐以降，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常州便是国家的粮仓与税源重地，并成为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唐代时，常州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唐人梁肃为时任常州刺史独孤及所撰《独孤公行状》中就称：“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常州已经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列为州府十望。宋代时，两浙西路成为垦田最盛的地区。“膏胰沃衍，无不耕之地”，常州成为宋代最大的粮食产地之一，所谓“苏、常、湖、秀，膏胰千里，国之仓庾也”。陆游所言“苏常熟，天下足”的俗谚更是证明。常州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展，在全国仅次于开封、杭州、苏州。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常州与苏州、松江三府则是中心之中心。洪武二年（1369），常州府秋粮实征为533515 石，占全国实征总数的百分之2.2，接近广西、云南两省征粮的总和，其对国家税赋的贡献在全国仅次于苏州和松江。明代学者丘溶言：“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康熙十九年（1680），江宁巡抚慕天颜奏称：“江南财赋甲天下，苏、松、常、镇课额尤冠于江南。”正是由于苏、松、常三府地区赋重事繁，雍正二年（1724）将三府分县，常州府下从此有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而武进、阳湖为常州的附郭县，“八邑名都”之称从此闻名遐迩。
近代以后，常州克服了一系列的不利因素，依靠其腹地农村兴旺发达的家庭纺织业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近代化道路，为其日后转型成为工商业城市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常州土生土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凭借其创业精神和民族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走出传统，变商为工，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借助有利的大环境，实现了本地的初步工业化，在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等领域名列全国前茅。这就是被学者万灵称之为“常州道路”的中国地方工业化之路。[2]相比上海这种大都市近代化模式，常州这种较少外力推动的自生性内在发展模式在江南经济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史中更有其典型意义和实践意义，并为后来“苏南模式”的诞生提供了最早的实践范本。改革开放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逐渐形成，并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六大都市经济圈之一，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增长速度最快和最富有发展前景的地区之一。
作为长三角中坚力量的常州依然走在时代的前列，依靠积极进取、创新求变，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卓越贡献，创造了无数奇迹，从一个江南小城变成中国人口最少、地域面积较小、人均水平较高的“万亿之城”，以全省百分之4的面积、百分之6的人口，贡献了百分之7的财政收入和百分之8的GDP，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四、江南文化繁盛的深厚根基
“文学之盛，郁萃中吴；科第之繁，著称江左”的常州，在江南文化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里教育发达，书声盈耳，读书蔚然成风，科举成就始终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齐梁时，常州迎来了文化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萧统的《昭明文选》萧纲的“宫体诗”、萧子显的《南齐书》等脍炙人口、光耀千古，不但为常州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常州“儒风蔚然”，号称“东南儒学之冠”，产生进士数量在长三角地区名列第一。明代以唐顺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涌现，标志着常州学术逐渐走向成熟。常州士人更以东林书院、龙城书院等为基地，聚徒讲学，宣扬“经世致用”之说，并且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胸怀关注时事，在晚明掀起了政治风潮，更对明清之际的学术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清一世，常州文化更进入黄金时代，“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这里学者辈出，学派林立，如光绪《武阳合志》中所言：
武进、阳湖经学、文章各有源派，英才教育蔚为通儒。滥觞于国初，极盛于乾、嘉之际，厥所由，盖右文之世，学校如林，师承有自，儒者遂远绍微言大义，勿拘拘于谨曲空变谈也。
常州学者、作者、画家、医家、科学家辈出，先后形成了多个学术流派，创造了有自身特色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学术史上大放异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常州学派更在思想和文学上独辟蹊径，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改革的先声，所谓“近世倡变法、走革命者，鲜不受熏”，为日后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代转之枢”[4]。更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改革的先声。
到了近代，常州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积极学习新思潮，吸收新的观念，并以此为舞台，大展拳脚。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张鹤龄、孟森、孟昭常等积极宣传立宪维新；一大批常州人如赵凤昌、庄蕴宽、何嗣馄等在清末民初不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变迁。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常州更是涌现出了以著名的“常州三杰” 即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以及李公朴、史良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行动与生命致力于红色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缔造提供了直接的助力，为红色革命的发展点亮和传递了火焰。不少常州籍传统文人成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重要代表。李宝嘉是中国第一代自由职业文人，他办报纸娱乐大众，创作的《官场现形记》曾被外国学者称为“资产阶级的小说”。蒋维乔等组成的所谓“常州帮”，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得力干将与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中坚力量。常州还涌现出众多名噪一时的科学家、教育家，人才优势突出。
常州文化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其是江南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一部分，更在于其有着属于自已独特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属于常州文化的独有性格，并塑造了江南文化中刚健有为的精神品格。
首先是力争一流，创新求变。创新求变，就是文化上不拘一格，集众家所长，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争为第一流。清代学者张惠言在给恽敬的《送恽子居序》一文中，曾经回忆他们两人的知交过程，称：“始子居之语余也，曰：当事事为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尝忘也。” 事事争为第一流，是常州文化的灵魂所在。常州在宋代已成为粮仓，但仍不断通过创新求变，调整经济结构，不断发展手工业，为日后近代的变商为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计划经济时代，常州勇于解放思想，挣脱桎，通过“农字当头滚雪球”“小桌子上唱大戏”，创造性地运用“一条龙”生产组织，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业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常州继续探索新的经济发展之路，走出了重点推动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发展之路，并且大力推动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与无锡、苏州地区的乡镇企业一起，共同创造了闻名世界的“苏南模式”，一举成为当时的“工业明星城市”，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 21世纪以后，由于种种客观条件（比如区位）的限制，常州在苏锡常板块一度落后，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乃至出现了“苏锡无常”的杂音。常州迅速调整发展战略，最终凭借产业规模、产业链完整性、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产业集群效应和城市品牌等多方面的优势，成功打造了“新能源之都”的城市名片。常州这种务实肯干、敢于创新的基因，也在这一转型历程中得到了完美复刻。
创新求变在学术方面同样体现得非常明显。常州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始终都以“第一流”自恃和互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他们的作品与思想便体现了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意识，不斤斤于他人的毁誉，纵意驰骋。正是与传统保持“不尽绳趋尺步”的态度，坚持自恃之见，才使得常州可以创立如此众多的学派，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人才。
其次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早年泰伯奔吴带来的中原文明和土著文明相结合而生成的吴文化，本身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因此常州文化的融合性与开放性是与生俱来的。常州学术强调学识渊博、知识完备，同时更强调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兼容并蓄。阳湖文派从来不讳言受到过桐城派的教益，对于非本地的优秀学者，从钱陆灿、陆世仪、邵齐焘、卢文绍，常州学者都倾心求教，从中汲取养分。对于非本地的青年人才，他们也积极汲引。乾嘉学术领袖朱筠、朱理年方弱冠，常州在京城的学者官员如庄存与、刘纶、程景伊、钱维城、庄培因等便专门设筵招待兄弟两人面试，翌日还登门造访，使得朱氏兄弟在京师一举成名，也由此展开了常州学者与朱氏兄弟延续数十年的不解之缘。
民国时，徐伯昕是经营方面的天才，生活书店能有日后的局面，他居功至伟，可他始终甘当绿叶，以衬托邹韬奋这一红花。在学术交流中，常州学者既坚持自我，又互相尊重，相互取长补短。他们以多师为师，同时也强调“和而不同”，不囿于乡曲之私。清代学者赵怀玉便称：“学问之道，苟可自信，虽父子君臣不妨异趣。余故辑而录之，俾人知吾里学术之盛，不为苟同，以求其是非，务申已说也。”正是这种不为苟同、互相求同存异、争论切磋，才使得常州文化不断深入。也正是他们求公是、去门户，方才使得常州的文化避免了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擎端，在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之中兼收并蓄，吐纳百川，锐意求变。也正是这种“不为苟同，务申已说”的学术勇气，使常州成为思想解放的策源地。
第三是求真致用，气节慷慨。
清代常州学者刘嗣绾曾作诗云：“文章益世用，所戒在浮靡。古为风雅事，一一关政体。”这一观点可以贯穿于常州学者的思想之中。常州学者强调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致用，从来不乏“明天道以合人事”的现实关怀。明代，东林党人主张“不贵空谈贵实行”，在清代乾嘉文网高张，经世致用之风不得不转为潜流之际，这里就涌现出了“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的常州学派。经世主张不只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更强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坚持个人良知和道德气骨方面。历史上，常州多次面临危机与挫折，但每每秉持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每于绝境中寻得新机，于变局中获得突破。每当面对威权相逼时，这里的人们更是坚守气节、抗言相争，令天地为之震撼。常州曾以2万义军抵抗20 万蒙元铁骑，被誉为“纸城铁人”；明史曾用“薏直”来评价直言敢谏的钱一本，近代刘禺生所撰笔记《世载堂杂记》中有“和坤当国时之翰林”，指的便是常州学人与权贵和坤格格不入，因此被北京人称为“物”。这一“薏”字，从“纸城铁人”的惨烈、东林党的书声、洪亮吉的戌边,到常州三杰的热血，改革开放以来艰苦卓绝的探索，贯穿数百年，常州人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并成为这片土地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也成为常州文化的最好写照。
高攀龙曾经骄傲地描绘了常州一府（含今天的无锡）的气骨：“天下有事，则毗陵人必有，则古昔，称先王，不忍自决其防者。”[5]清代蒋彤曾对常州文化精神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论述：“本朝经术若古文辞为五百年来所未有，而吾常诸先辈尤为绝特……各有一种绝人之学问，不可磨灭之性情，二百年中著书刊集不汗牛，而得其大造乎深足以剖析圣真，孤行宇宙，必让吾常诸公。”[6]这种绝人之学问，不可磨灭之性情，正是常州文化的最独特的品格，尤其体现在气骨铮、志节慷慨上。江南文化常被误读为温婉柔媚，但常州文化却充满了铮铮铁骨。正是这些独立的思想和灵魂，才能在一片黑暗中闪耀出人性的崇高和伟大。江南文化史几乎每一页都书写着辉煌的篇章，或是繁华的经济，或是鼎盛的学术，但恰恰是这种气骨和节操、坚守与韧劲，方才是整个江南历史上最为闪亮的篇章，是江南文化最为扎实的底气。
文化是一个融合继承与更新、保全与创造于一体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人文历史不仅影响了江南人民的内在气质、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而且铸造了优秀的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是世代江南人的灵魂和血脉，是江南地区生息和繁荣的基础，对长三角的发展和演进有着极大的影响。而常州在众多领域数峰并峙，文脉千年不衰的现象，已成为研究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为丰厚历史遗产的继承者，作为曾经创造出如此灿烂文化的先民的后代，我们在为先辈感到骄傲的同时，也更感到了身上所肩负的继承与创新的重任。
今天，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江南到长三角，虽然时代不同，概念和地域有了一定变化，但不变的是，这始终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一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的土地，更是一片承载了无数梦想和希望、被赋予国家使命的土地。而总结历史上的宝贵经验，实现文化创新，为新一轮的腾飞提供新的动力支持，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常州文化题中应有之义。如何彰显先贤哲人的智慧创造，解读常州文化的独特个性，提炼升华常州的人文精神，光前裕后，以文化人，由人化文，开创未来是摆在我们面前新的问题。我们怀念那过去千余年来常州人在创新中不断搏进的历史，更要努力不断进行更伟大的创新。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常州不仅要传承“天下名士有部落”的文化荣光，更要肩负起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的时代使命。
回望历史，常州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坚韧的文化性格，证明了自己是江南不可或缺的根基；展望未来，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将继续以其“事事争第一流”的精神，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版图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华章。
（作者简介：叶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古代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史学会理事，上海地方史志学会副会长。）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吴泽：《从武进沦陷论东战场的失利》，《民意》1937年创刊号。
[2]万灵：《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个案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3]陆宝千：《爱日草堂诸子：常州学派之萌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1987年第15期。
[4]梁启超：《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2期。
[5]邵长衡：《青门麓稿》卷七《人物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7册，济南：齐鲁出版社，1997年。
[6]蒋彤：《丹棱文钞》卷四《答邹润庵书》，《丛书集成续编》第14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