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却没有去过阿坝。

　　此时的阿坝，既是我生命一个坚实的足迹，又成为我心灵一个深旷的空白。

　　2006年初，从作协刘涓迅处长那儿，我欣喜地得知中国作协、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影，在策划拍摄《长征——红色文学的光芒》时，把我的《磨难》收录其中。满怀着感激，我期待着跟随外景摄制组去江西吉安，与九十余岁高龄的王泉媛相聚，期待着再登井冈山革命圣地。5月底，我忽然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6月中旬参加中国作协、四川省委宣传部、阿坝州委州政府和四川省作协，为“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而组织的“名家看四川、聚焦新阿坝”活动。

　　7月14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高洪波为团长，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吕汝伦为副团长的带领下，我和一批从北京、广西、黑龙江、甘肃、河南、江苏等地赶来的作家和四川的作家在成都会师后，开始了我们的“长征”之旅。从成都出发，到卧龙、小金、马尔康，到红原、若尔盖、九寨沟，到黄龙、松潘、茂县、桃坪……当年的锋火硝烟早已荡尽，只有雪山挺秀巍峨，草地芳野萋萋，藏羌汉回等民族人民在这片高原上安土乐业、繁衍生息。

　　跋涉在这片高原，撞击我的心胸、冲涤我的灵魂，依然是雪山和草地。

　　当年第三次过草地，王泉媛和传令兵靠着几片姜走过了死亡之海。大雨中两个人背靠背想取暖歇息，却看到石头一旁是几具红军战士的尸体。尸体躯干已经腐烂，只有军衣还可依稀辨认。两个人摸进了一个小黑屋子，意外发现几个红军战士在吃一种既黑又糙的草籽。王泉媛拼力疾呼：不能吃，那草有毒！没有人听她的，饥饿致使他们明知道有毒也要吃下去。因为不吃，就可能永远倒在这里。王泉媛无奈，也只好跟着吃。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有毒的草籽，非但没有把红军战士毒倒，反而治好了王泉媛久治不愈的伤病。

　　草地，每一片潴水下面都有红军战士的生命。他们把自己化作了鲜花碧草，妩媚在高原，妖娆于后世。

　　雪山是美丽的，也是险恶的。远看雪山，它在我眼里总是一副冷俊高远的神情，即使遥不可及，也总如镜子一般傲然挺立在天宇之间。

　　然而，登临雪山却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巴郎山，海拔5040米，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南下翻越的雪山。翻越它时，由于是乘车，我倒没有感觉太多的不适。同车的战友有的已经开始输上了氧气。但是，这一天傍晚，我们赶到山下的日隆镇，这里虽然只有海拔2800多米，但我却经历了死亡一般的梦魇。我们到达四姑娘山庄下榻，刚走上二楼，我已经喘不上气来，把手里的东西全部扔掉，恨不能就势躺倒在地再不起来。在平原，平时一走就是四五公里的我，这时候面对十几步竟如翻越一座大山般令我畏惧和胆寒。等到挪进房间，我已经是精疲力竭、气息犹断。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忽然想到王泉媛，想到红军。当年，他们没有抗缺氧的药物可以服用，没有氧气可供呼吸，没有车辆马匹可助脚力，甚至没有棉衣御寒，没有米粮裹腹，有的只是双脚和高耸入云的大雪山。

　　我忽然想到过去和现在，战斗在这片高原的红军后代——武警官兵。他们常年生活、工作、战斗在这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坚守在这片高原？我感动于许多首长都说过的那句话：在高原上，只要活着就是贡献。

　　这一天晚饭后，老作家田中禾带头唱起他自编的豫剧清唱，歌词大意是赞美高原，赞美阿坝，赞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藏羌回汉各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