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返乡的社会秩序：家庭和谐、乡风文明

    在海梅村, 我们观察到宗亲关系是村庄社会秩序的基础, 师徒关系、同行团体也是维系村庄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可是, 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外出打工, 在节庆之外的时间, 村庄的社会秩序是残缺的, 是由乡村政府维系着的社会秩序, 即代理人秩序。在丁楼村, 其社会秩序曾经也与海梅村一样。

    不同的是, 随着外出打工人口返乡, 随着电商的发展, 丁楼村开始呈现另一种社会秩序。外出打工是中国欠发达乡村的一个普遍现象;外出打工一段时间以后, 返乡创业的现象也不只出现在丁楼村;丁楼村的特别之处正是其传统的家庭文化与返乡创业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

    菏泽市紧邻孔孟之乡, 有着非常深厚的家庭秩序传统。与一些乡村不同的是, 人们返乡创业的驱动力不仅在于经济收获, 更在于家庭责任的驱使。年轻人在外打工一段时间, 子女到了受教育的年龄, 父母亲也老了, 到了要赡养的年龄。回到家乡创业, 既可以为子女接受教育营造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 也有机会照顾年迈的双亲。

    可是, 亲情的维系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运用电商创业的返乡人其实面对众多的困境, 其中之一就是创业成本。要想做好电商, 既需要独到的产品, 更需要周到的服务。无论是产品生产还是电商服务, 都需要劳动力。如果父母不参与到子女的创业活动中, 子女就得雇人。雇人, 既意味着增加成本, 也意味着推高失败风险。为了帮助子女创业, 父母主动加入产品生产和电商服务之中, 形成了一家人都参与电商创业的格局, 不仅降低了子女的创业成本, 更是在家庭内部形成新兴的代际分工。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 新的代际分工还发生在村庄层次。在鄄城县我们观察到, 一些企业聘用老弱病残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 形成了“留守员、中老年, 一天能挣上百元”的现象。

    传统的代际分工是父母向子女传授经验, 不仅形成劳动力的数量增量,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秩序中维系了父辈的权威性, 让年龄、资历与能力建构的社会秩序方向一致, 形成了费孝通说的“长老统治”, 也是人们对中国乡村传统秩序的最熟悉的想象。

    新的代际分工则是子女提供机会, 让父母充分施展能力, 形成两代人之间能力的互补。如此代际分工形成的社会秩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秩序, 也不同于代理人的社会秩序。在丁楼村的社会秩序中, 传统的尊老爱幼秩序形式依然存在, 可形式背后的内容却截然不同, 父辈的资历依然是其社会权威的来源, 可“能力”不再是权威的来源。

    资历与能力的分离形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双权威”格局。一方面, “资历”, 尤其是子女有出息的资历让父辈不仅在家庭获得尊重, 在乡村也成为“为人父母者”持家的榜样;另一方面, “能力”, 则成为年轻后生获得社会声望的重要途径, 不仅在家庭让父辈为之骄傲, 在乡村也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任庆方2010年回家探亲期间听说村上有人开淘宝店, 觉得自己一定会做得更好。他算了一笔账, 如果自己全身心地投入, 会比在外打工赚得更多, 而且还能照顾家人。

    于是他回到丁楼村在网上做起了影楼服饰生意。2012年, 任庆方又凑了13万元开办了服饰加工厂, 自己生产。2013年销售额达到60万, 还开了天猫店;2015年近300万。2014年他被共青团曹县县委授予“十佳创业青年”称号, 共青团菏泽市市委还将其树立为农村电商青年创业典型。任庆方的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丁楼村电商学习的对象。任庆生就是其中一位。

    论年龄, 任庆生是同族任庆方的兄长;论经营电商的能力, 任庆方则是任庆生请教的对象。可学习不意味着跟随, 而是在跟随中创新。在学习中发展的庆生表演服饰产品不仅在中国销售, 也销往新加坡、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等七八个海外国家。

    如果不仅“能力”好, “德行”也好, 后生也能成为乡村社会的“新乡贤”, 任庆生便是典型的例子。

    在丁楼村, 任庆生自己电商做得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他更像是个“乡贤”, 把自己经营电商的经验教训对村民们倾囊相授。2010—2017年, 丁楼村经营电商的农户从几户发展为280多户, 占村家庭户数的百分之90以上。2014年, 任庆生被推选为丁楼村村支部书记。

    因电商技术应用产生新代际分工带来的乡村社会秩序, 既延续了中国文化中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传统, 又演化出用贤举能的新风尚, 形成了资历与能力双力驱动的社会秩序, 不仅让家庭和谐, 也推动着乡风文明的发展。这一发展的具体呈现是, 丁楼村没有了犯罪, 乡亲之间没有了争吵, 城市里的广场舞也出现在了农户的家门前。

    ▍政府润泽的政治秩序：助推引领、治理有效

    第三、四两节的讨论似乎在说明乡村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运行的地域共同体。事实上, 不是!中国是一个有着近3000年行政管理体系的国家, 即使在传统中国, 乡村社会看起来是人群自治共同体, 实际上却是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的地域行政共同体。只是, 国家权力在村庄层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 除了皇权下达, 还有民意上传, 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居住在乡村, 却与乡村利益有着一定距离的乡绅实现的, 即费孝通讨论的“双轨政治”。进入近代以来, 国家权力逐步下达到村庄, 却不在村庄设置政府机构, 而是运用村庄代理人上传下达。在海梅村我们观察到, 其政治秩序有着明显的自立性, 乡土专家评定项目系政府设计, 也从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内部展开, 村民只是作为评定的对象, 评定工作则由村干部负责落实。村级干部有着鲜明的代理人特征, 评定的结果对村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没有实质影响, 进而形成了双轨政治的变形, 即乡村政治秩序的上下分治和有形无实。

    在丁楼村我们则观察到了另一种乡村政治秩序。地方政府并不独立设计财政转移支付下乡的项目或计划, 而是顺应农户发展电商的需要, 在农户无力应对的领域和环节施展政府能力, 服务和引领乡村发展。

    网络是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 也是村民无力企及的领域。为服务电商发展, 地方政府积极利用财政转移支付资源进行网络建设。以大集镇为例, 2013年4月, 镇政府利用山东省光网改造试点, 联合菏泽市联通公司曹县分公司, 在乡村进行光网改造。2013—2016年间, 大集镇的光纤入户数与网点数一直稳步增加, 接入互联网的平均增长率达百分之114, 光纤入户数增长率达百分之129。截止到2016年, 大集全镇已有5800多户实现了光纤入户, 各行政村已实现了光网全覆盖。

    场地是电商发展的又一必要条件, 也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关键环节。通常的情境是, 随着销售的发展, 村民不仅需要场地暂存产品, 也需要场地进行生产。为解决场地问题, 村民们能做的是在房前屋后搭建临时空间。政府则可以利用政策资源兴建地方性的产业园。

    还是以大集镇为例。在注意到场地难题后, 镇政府从2013年开始, 一方面协调各方资源, 或改造和利用村镇废弃、闲置的厂房、废旧庭院, 或兴建表演服饰加工厂。另一方面, 为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开展电商产业园的建设。大集镇淘宝产业园总投资2.6亿元, 一期占地120亩, 布局上采用前店后厂模式, 以生产、加工淘宝表演服装为主, 集网络销售、产品展示、物流运输于一体, 一期工程已全部投入运营, 状态良好, 年销售收入达10亿元, 带动直接就业3000余人。产业园二期建设已启动, 建成后, 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表演服饰加工销售集聚区。2016年, 其被列为山东省重点发展项目。

    技能习得是乡村发展中的又一难题。我们知道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有利于简单技能的扩散与传播, 可电商是有门槛的经营活动, 赋能便成为发展电商的瓶颈之一。为此, 地方政府或运用榜样的力量, 树立各种百姓身边的榜样, 邀请他们现身说法, 道出各自的经营经验;或建立村级电商服务站, 开展现场咨询服务, 对村民展开一对一帮扶活动, 丁楼村的任庆方、任庆生、丁培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培训是村民无力组织的又一领域。菏泽市各级政府积极响应村民的需求, 组织各类资源, 展开各种形式的培训, 仅2016年, 菏泽市举办的各类电商培训多达634余场次, 平均一天有2场次, 参加培训的达9万多人次。

    除此以外, 电商发展的中间环节也有政府的无形支持。还是以丁楼村为例。在销售和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 进行企业注册、进而使企业的各项权益得到保障是丁楼村大多数电商曾经遇到的一个环节。传统的企业注册不仅手续烦琐, 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更让村民摸不着头脑。为此, 政府要求工商部门与公安消防、税务、金融等多部门协调, 为电商创业企业搞一站式服务。2013年, 大集镇党委政府专门发文, 为企业注册提供优惠政策, 凡需注册有限公司的, 所需办理的一切证件和手续均由政府出资, 派专人协助和负责办理;并专设淘宝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对电商和加工企业实行归口管理, 除公安消防安全检查外,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该小组批准, 不得向电商企业及网店乱检查、乱收费。

    在丁楼村和菏泽市各区县的调研中我们发现, 为发展电商, 政府提供的各项直接和间接的服务, 以及引导、推动、整合政策, 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不过, 这个清单无一例外地说明, 有效的乡村政治秩序不是在权力斗争中争取的, 更不是在对社会和市场的管束中强化的, 而是在积极回应百姓发展的需求中而获得的, 也通过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巩固和强化。

    其中, 农民收入的增加是百姓支持政府的基础。以曹县为例, 图2表明, 2013年以来, 淘宝村的人均纯收入始终高于全县的人均纯收入;与此同时, 全县的人均纯收入也在快速增长之中。

    丁楼村的例子说明, 政府服务于发展不仅是村民的需要, 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抓手, 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积极润泽地方政治秩序的有效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基层政治秩序的发展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境。20世纪80到90年代, 基层政府为了经济发展也积极服务于乡镇企业, 被称之为政府对企业的“庇护”;由于乡镇企业在许多地方事实上是乡镇政府所有的企业, 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就是企业。不过, 与乡镇企业年代不同的是, 当年, 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的确有许多扯不清的关系, 无论是在产权上还是在收益分配上, 两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如今, 在丁楼村, 基层政府与企业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纠缠。如果一定说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 那就是都希望通过产业兴旺促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丁楼村的政治秩序也可以被看作是“双轨政治”的另一种变形。与海梅村的上下分治和有形无实不同, 丁楼村的政治秩序既贯彻了振兴乡村的国家政策, 也上传了百姓在追求美好生活中对政府服务的需求, 且得到了基层政府积极反馈。政府与百姓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的网络互动, 我们姑且称之为“助推引领”。

    ▍结论

    中国过去近40年的经历说明, 社会、市场、政府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三股重要力量, 围绕“发展”目标, 三者的认知不同、行为不同就会塑造不同的乡村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围绕乡村振兴, 让三者形成合力, 则是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解决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

    菏泽市曹县丁楼村的例子说明, 围绕农村电商发展呈现的乡村秩序是一类迈向乡村振兴的协奏曲。

    在过去100多年里, 中国的确在从传统走向现代, 可是中国的家庭文化依然存在, 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家庭文化让在外打工多年的青壮年劳动力返回家乡, 上赡长辈, 下育子孙, 把多年积累的劳动技能带回家乡创业创新, 触发了乡村秩序的另一种新格局。

    由一个人带回的电商, 在实践中迅速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乡土熟人社会之间的无秘文化, 为相互之间的模仿提供了正当性。模仿中的创新成为推动产业的动力, 模仿中的竞争又让专业化成为必然。专业化进一步带动着产业聚集和生态化。由此, 形成了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丁楼村新经济秩序。

    之所以强调丁楼村, 是因为这个秩序嵌在乡村的社会文化之中。其中, 最重要的是家庭文化。中国是一个家庭主义的社会, 中国人认为, 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子女有出息”。子女有出息的指标不在于传宗接代, 而在于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指标之一就是家业兴旺。因此, 发展是家庭的共同目标。尽管劳动力返乡的动力来自于赡老育小, 实现返乡目标的支撑还是来自于家庭的经济发展。如此, 在长辈依然拥有资历权威的同时, 年青一代凭借其为家业兴旺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能力上的权威性, 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秩序。

    杨开道先生曾经认为, 中国农村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民的组织。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国行政发展始终的议题。在丁楼村案例中我们观察到, 基层政府顺应电商发展的需要, 不仅为电商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运用行政资源补足村民能力的短板、及时响应村民对政府服务的呼声;也主动发现电商发展对公共产品的需要, 助力电商发展, 引领电商发展, 形成了一个顺应地区发展的新政治秩序。

    在菏泽市的电商发展中, 丁楼村是众多乡村的一个例子, 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在没有产业基础的还是在有产业基础的乡村, 我们都能观察到, 围绕产业兴旺形成了目标一致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三秩归一, 这个“一”正是乡村振兴。当然, 电商下乡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三秩归一”, 譬如对村民思想意识的影响、生活方式的影响等, 不过, 这些内容超出了本文的主题, 当另题讨论。

    本文原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原题为《三秩归一：电商发展形塑的乡村秩序——菏泽市农村电商的案例分析》，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