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下午，是党向部队庄严宣布起义的战斗命令的时刻。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营长以上的军官，上午接到师长叶挺的紧急通知：下午某时在南昌某地开会。我们讨伐叛徒夏斗寅的战斗胜利后，乘胜追到南昌。那时的任务是集结待命，出发讨蒋。全师官兵正整装待发，到处响着“打到南京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声。不料近日传来的消息却是：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秘密会议，阴谋叛变革命，投降蒋介石。这一来，全师上下更加震怒，谁都急切地等待着党的新的号令。因此，这天接到通知的军官，都不期而然地猜想到一定是党中央来了行动的指示了。

　　下午二时左右，南昌城里的天气闷热得难熬。约莫有四十多位青年军官——有团长、团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营长及师部的若干人，一个个穿着被汗湿透了的军装，骑着汗溜溜的军马，急急忙忙地到达会议地点。他们脸上都很严肃，但谁也掩饰不住兴奋的神色。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

　　叶挺师长首先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决定。党对当前的政治形势的分析是：宁汉合作，已成定局；汪蒋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了；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危机。党中央一部分同志已赶到南昌，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了决定，即是：实行革命起义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革命分子的联合阴谋。党在这个紧要的时机，还没有来得及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来得及制订今后的行动纲领，甚至起义以后下一步的行动如何也没有明确确定。但党却坚定地指出：必须以武装起义来回击反革命的进攻。这样一个断然的决策，正是每个到会军官长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所盼望不到的，现在盼到了，当然坚决拥护。

　　接着师参谋长在会上作战斗计划的报告。他指着一幅标好红蓝色符号的军用地图说：“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两个团，第九军一个团，共约六千余人，而我们的兵力却有三万！我们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在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有的二十四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如果让敌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他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为争取时间，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叶挺师长又对有关战术问题作了指示。

　　当时，我是第七十二团第三营营长，奉命执行一个独立的战斗，任务。我听了党的决定后，感到这次行动，比之北伐誓师，比之为保卫武汉第一次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那次战斗，意义还更重大，回来后立即满怀信心地组织战斗。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就是七月三十一日的早晨，我利用关系，化装到东门附近的一个营房里会朋友。这里即是今晚进攻的目标。我仔细调查了敌情、地形、道路之后，发现敌人有一个团部、一个营部、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原来估计的兵力要大的多。我们一个营，要歼灭两倍于自己的敌人，吃的消吗?我仔细思考了一番，认为我处主动，敌处被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可全歼敌人。于是下定决心，在归途中拟好了歼敌计划。

　　团部批准了战斗计划之后，党的小组讨论了执行计划的办法(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秘密的，团有支部，营有小组。我们营里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党员大约四、五人)，对于如何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