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稼祥 疾风知劲草》节选之七 |
2008-03-17 23:3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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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仲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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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刚进入中央苏区半年的王稼祥，觉得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是不甚妥当的。但迫于“国际路线”的压力，他在起草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仍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了进去。如决议案中说，中央苏区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这些错误就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在土地问题上“仍旧有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阶级斗争，农民消灭地方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红军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白刃战等。要巩固和扩大红军，以担负起大规模作战和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中央区“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非常缺乏”，要改善这方面的工作，达到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与消灭一切反动派别的目的。
其实，临时中央的指示，包括1931年8月30日至9月20日先后发出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它们的基本思想与上述基调都是一致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为此，40年代初，毛泽东在他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文中，曾对由王明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进行剖析，认为它是王明路线时期“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所描绘的“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表面上似乎好看，“其实却是一堆败絮”；它由一系列“左”的估量而得出的“中国政治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的“决战论”，作为“紧急任务”提出的要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后，“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等，是“打大城市的根据”，推本寻源，“葬送红军自此始”；它强调的要“更深刻的发展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后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批评‘富农路线’”的根据；它以“绝对主义”立场，说革命力量发展“必然促进反革命的团结”。因而“九•一八”日本侵满事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本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和争取中间力量一致抗日的重要性，后来竟然把包括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领导的、反蒋不反共的第三党等，一概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把满洲事变看成是“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而不是“保卫中国”的口号，“这是后来认为可以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决战的根据”；决议要求全党“在最短期间之内，百分之百的”完成“紧急任务”，如若不然，便是“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与行动”，于是就要在全党大打“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以此为起点，向前发展成为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加完备的系统路线。
1941年中央政治局召开整风会议后时，王稼祥对自己推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所犯的错误作了检讨。在这之前，他也用行动表明自己对王明路线的严正态度，并投入到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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