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稼祥 疾风知劲草》节选之七 |
2008-03-17 23:3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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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仲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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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更在全国举起了反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义旗，其政治影响远远地超过了它的军事意义。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领导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正当大家站好，准备摄影时，毛泽东发现王稼祥不在场，就说，快去请稼祥同志一起来。王稼祥被拉在毛泽东和萧劲光的中间。事后，毛泽东在合影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胜利地组织了宁都起义，这时中央苏区的形势很好，党和红军本来是很可以取得更快更大的发展的，可是事实却与人们的愿望相违。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统治了中央，并且不断推行到苏区，不仅发生了一系列极不正常的事，更使正兴旺发达的革命事业，忽然发生逆转，走向了下坡路。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顶梁柱的毛泽东同志，不断受到打击、否定和错误的处理。这也正是王稼祥在成立中华苏维埃的欢庆时刻，心中念念不忘并隐隐不安的事。
就在毛泽东等同志和苏区军民一起，进行着艰苦奋斗的同时，躲在千里之外大上海的王明，既对白区充满危险的地下生活感到害怕，又不愿到苏区去过十分艰苦的农村生活，一边筹划着跑到苏联去蹲安乐窝，一边策划着把国内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整治一下。他在出国赴苏之前，也就是苏区人民正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的紧张时刻，于1931年8月30日发出了一封《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在这封长达一万五千余字的指示信中，王明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了苛刻的批评指责，提出了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强令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实行国际和中央的一切指示。”王明发出了这个指示后，就拍拍屁股跑到苏联当他的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去了。走前他推出代理人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继续推行他的那套“左”倾冒险主义。博古也不负重托，于9月20日，以临时中央名义，发出一个由王明起草的题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指令苏区中央局要“更坚决的更彻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令”，重申并发展了王明的一套极左方针，命令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要“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等等。
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担心8月30日的指示信还没有送达苏区中央局，便于10月20日前后又发来第4号电，将指示信的“要点”，包括苏区工作的成绩、错误及目前中心任务告诉苏区中央局，其主要内容是：
（一）否定中央局扩大会议对总前委过去工作的估价，认为苏区路线的转变只是在“中央局扩大会后”才刚开始，“二全会（指二中全会）、汀州会议、吉安大会都在执行立三路线”，即使扩大会议后“也有某些富农路线的错误”，目前“最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政策还动摇”，“党内更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
（二）目前“中区中心任务”是最大范围发动群众，巩固扩大红军，冲破敌人“围剿”，向外发展，“以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
（三）“发展苏区内部阶级斗争”，把反AB团的斗争和“内部阶级斗争很密切的联系”起来，“加紧反对各种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征服自己阶级内错误思想”。
按照这个指示，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召开。会议由项英和任弼时主持，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讨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之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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