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等5位外国记者应邀列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

    在斯坦因看来，“中国渡过难关的能力，在于中国人民的常识与创造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唤醒并凝聚起了厚植于人民的强大力量。

    “中共党员的作用无处不在”

    “这一个小小的延安，如何能作为半个中国的首都，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指导中心，新中国的模型，来和重庆争胜呢？”斯坦因决心“去掉若干怀疑，在亚洲从未有过的一种强烈而惊奇的生活背后探寻真理”。他后来回忆，那是自己记者生涯中最为忙碌且充实的一段时光。在延安期间，斯坦因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深入交谈，还广泛走访了农民、工人、商人、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各界民众，同时拜访了马海德、汉斯·米勒、林迈可等在延安工作的外国友人。米勒告诉斯坦因，他曾亲眼见证八路军的英勇作战：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一支3000人的部队伤亡惨重，最终仅余700人。令人动容的是，短短数月间，热情的农民便主动参军，为部队注入新生力量，使其迅速恢复战斗力。

1944年7月28日，斯坦因自延安拟发波士顿《基督教科学导报》（即《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电稿，记录了他在延安采访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以及犹太裔医生何慕吕（即汉斯·米勒）的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斯坦因敏锐地观察到，“中共党员的作用无处不在，军队、地方政府、乡村、工厂、合作社、医院、学校、剧团及一切被认为必须推动重要工作的地方”。“在中共领导的军队里，党员更勇敢更机动，和群众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像是精良军队的理想的人员材料”；“在各种工作上，党员更加努力，并且更有效率。工作之余，他们通常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及自我学习”。“延安没有像重庆一样的诽谤和闲谈。对于缺点，他们通常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和在英美属于某一政党的成员，和做一个中国国民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中国共产党员毫无保留地把个人的生命贡献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定”。这些都成为斯坦因眼中“中国共产党人惊人的特点”。

    离开延安后，斯坦因将此行的见闻如实撰写成《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该书先后在英国、美国出版，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书中以大量一手资料、实地调查与深度对话为支撑，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所蕴含的磅礴力量，更清晰地勾勒出未来“新中国的雏形”。

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市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