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知名学者王国龙撰文指出：安源模式是党在早期公共关系完整实践体系。王国龙曾两度赴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开展深度调研，通过系统瞻仰革命文物、研读历史文献、梳理考古资料，并结合历史场景进行实地考察，形成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成果。

    其核心观点包括：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公共关系实践的发源地，其最鲜明特征体现为“两个最早”（即最早将党的一大初心转化为工人运动实践、最早将安源工人运动成果输送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为安源精神研究会重点课题《深化安源精神与开启党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公共关系实践协同研究》的组长，王国龙近期进一步深化研究，撰文提出“安源模式是党在早期公共关系完整实践体系”这一创新性结论。

    王国龙认为：安源工人运动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向工人运动实践形态的转化，是党的一大初心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的体现，超越了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的范畴。毛泽东作为党的一大代表，选择安源作为首个实践基地，体现了理论、思考与实践的深远谋划。这一实践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复杂关系的清晰辨识、系统梳理与科学构建。这种以践行党的初心为核心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公共关系",即涵盖公共理想、公共资源、公共利益与公共目标的高层次关系体系，既非私人关系，亦非西方企业用于形象塑造的狭义“公共关系”。

    王国龙表示：以大历史观与国际视野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清晰发现，中华文明的治理逻辑植根于“关系本位”，公共关系作为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智慧结晶，本质上是中华文化“和合”哲学在当代的实践表达。前期研究表明，安源工人运动作为党早期公共关系实践的发源地，其历史地位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可。

    关于党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公共关系实践研究，王国龙介绍说，该研究通过追溯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本真，整合文物、史料、文献与场景资料，构建多维分析体系，运用考古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学理剖析，得出核心结论：党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公共关系是完整实践体系，形成了以“协商性”为标志的模式。该模式是全方位、全过程的协商，具有丰富而具体的内涵。这一结论并非外在标签的附加，而是对党早期公共关系实践内在逻辑的深度挖掘与对自有定义的回归。

    王国龙进一步阐释：“协商式”公共关系模式呈现三大特征：其一，主体多元性，涵盖党、工人、资本、国家等多重利益主体，形成多维互动网络；其二，过程动态性，通过持续对话、利益调适与共识凝聚，实现关系的动态平衡；其三，目标公共性，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导向，超越个体或集团私利。

    该模式包含四个运行机制：组织动员机制，通过党组织的系统性构建，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协商平台的设计，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舆论引导机制，通过宣传策略的制定，塑造共同的价值认同；文化融合机制，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性转化，增强关系的黏合度。

    其五个核心要素“组织﹣公众﹣宣传﹣协调﹣和谐”形成闭环：组织作为关系构建的主体，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结构化；公众作为关系服务的对象，通过参与机制实现主体性；宣传作为关系传播的媒介，通过话语体系实现价值传递；协调作为关系调适的手段，通过协商机制实现利益平衡；和谐作为关系追求的目标，通过文化认同实现价值共鸣。

    该模式通过“组织、制度、情感、舆论、文化、力量”六大维度实现重构：组织维度强调结构化与系统性；制度维度强调规范性与稳定性；情感维度强调认同感与归属感；舆论维度强调话语权与引导力；化维度强调传统性与现代性；力量维度强调动员力与执行力。

    该模式的精髓在于“理顺关系，凝聚共识”，即通过协商性实践，实现不同利益主体的有序参与与共同治理。

    王国龙特别强调：一个事物的“结论”本质上源于对客观事实的归纳提炼，而非纯粹理论推导。党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公共关系完整实践体系这一结论的每一维度，均源于可验证的历史事实。它不追求“好感度”，而追求认同感；它不包装“形象”，而锻造主体性；它不依赖媒体传播，而依靠组织扎根。党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公共关系完整实践，是主动把握历史规律、塑造历史进程的能动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但不教条化，而是结合中国工人实际，创造“俱乐部＋夜校＋合作社”的本土化组织形态；重视群众基础，但不盲从民意，而是通过教育与组织，引导群众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追求斗争胜利，但不止于战术胜利，而是将每一次胜利转化为制度积累与力量储备。

    最后，王国龙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公共关系，其本质不是西方语境下的“形象管理”或“舆论操控”，而是根植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历史实践中的制度化表达，是党在极端压迫环境下，以组织动员、思想启蒙、利益协调与制度建构为手段，实现凝聚共识、厘清关系、重构力量的原初形态。这一实践，完全脱离了“公关术”的工具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一大初心在中国工人阶级觉醒过程中的真实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