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王国龙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名“学者型干部”。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退休有十年的王国龙，现已是一位纯粹性学者。

    已届古稀的王国龙，将自己从60岁至70岁的人生阶段定义为“黄金十年”。讲述所经历的华丽转身，他形容为“犹如获得新生”，得以在学术领域“纵马驰骋”。

    实现从官员到学者的转型跨越

    60岁，是人生的一道坎，往往看着是工作的休止符。这一阶段，不论是官员也好，学者也罢，往往面临“退休即退出”的社会预期。

    2015年7月，王国龙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仅一个月后，便收到时任江西省省长鹿心社签发的一份省政府红头文件——赣府字[2015]79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聘任王国龙同志为省政府参事的通知》。这份专属于王国龙的聘任文件，不仅刷新了江西政界纪录，更标志着王国龙转岗即具标杆意义。就在看到文件的一刹那，王国龙感到无比的轻松快乐。他形容说，从行政岗位转入调查研究（学术研究）岗位，我真有“如鱼得水”之愉悦。

    退休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事业的起点。王国龙抖抖衣装、整整行囊，振起精神再出发。一转身，便开启了从官员到学者迈步并实现跨越的“新征程”。

    担任省政府参事期间，王国龙宏观看方向，微观察实效，可谓风生水起。为破解产能过剩难题，他在一家玻璃厂高温炉下“汗蒸”，在水泥厂里“吸粉”，弄清7大产业过剩的真情实况，分门别类提出解难之策，调研报告经省委书记批示，印发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参阅。

    真正的学术生命力，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持续的学习能力、独立的研究精神和规范的学术操守。王国龙在60岁后开启学术新征程，选择以“无须看别人眼色”“无须受他人观点束缚”的姿态重构学术生命，切实摆脱外部评价体系的束缚，打破桎梏的学术觉醒，进而独立自主释放潜能。

    “独立性能让学者回归问题本质！”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工作期间不受学术圈规训而迸发创造力的故事，让王国龙感触颇深。在他看来，保持自己的这种独立性，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独”处，首先是研究选题的自由化，可从实用导向转向基础理论探索；其次是学术表达的个性化，敢于提出颠覆性观点；再次是时间管理上的自主性，可以“慢科研”替代功利化产出节奏。

    跨学科多层面研究成果丰硕

    在被王国龙视为自己“第二次生命旅程”的十年中，他的时间大部分是在读书学习、调研思考和论文写作中度过。

    “学者，首先是终生学习者。”王国龙博览群书，持续深度学习，呈现鲜明的实践导向特征。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用以致学”模式，突破传统“学以致用”的线性思维。一方面，以现实问题（如经济转型中的矛盾）驱动知识更新，通过撰写政策建议反哺理论建构；另一方面，运用哲学思维建立分析框架，将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现象提升至本体论层面解构。两者叠加，最后形成“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螺旋上升认知路径。他感到，这种学习方式证明成熟学者完全可能实现认知能力的二次跃迁。

    金色十年，硕果满园。王国龙搞研究，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见长。他专研领域开阔，涉足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军事理论和艺术评论等多个方面。年均发表学术报告、媒体评论等专业文献20万字，累计30余篇。其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科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应承担基础教育、智慧教育和培元教育的使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条件下民营企业家新角色》等10余篇学术文章在中央媒体发表，转化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决策参考。调研报告《过剩产能的逆向化解》，经省委书记批示，由省委办公厅以文件形式印发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参阅。

    在对江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进行调研后，王国龙写出了上万字的《以数字城市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整体转型调查报告》，颠覆了传统认知，获国家发改委《中国改革报》整版全文刊发，引起国家层面决策机构的高度重视。

    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的“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学术会议上，王国龙所作的《提升革命文物跨文化传播的五种能力》主旨发言，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传播后，获得287.4万次阅读量。

    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项，还有3篇党史研究报告经权威期刊发表并被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研究成果不断迸发，王国龙成为了“高产高质”的跨学科研究专家。

    从司空见惯的旷野中发掘“美”

    “站位高，研究深，观点新！”凡是看过王国龙文章或是与其有过交流的人，无不感受到其思想的新锐，观点的新颖，见解的新潮。

    搞研究，贵在与众不同、有己独创。或许是做过省政府参事的缘故，王国龙站高望远，视野开阔，思考深邃，善于看到别人不曾见，想他人不曾想，言他人未曾言，能从司空见惯的广袤旷野中发掘“美”，于纷繁的大千世界中捕捉被忽略或忘记的“这一个”。

    在业界，对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研究和著述，汗牛充栋，洋洋大观，然而多集中在政治、组织、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权建设等方面。王国龙则从婚姻、家庭方面切入，写出了18万字的《党的红色婚姻史》专著，题材新颖独特，尚无先例，填补了党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王国龙专注思考，敏于发现，每每对所掌握的素材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并加以延伸。他通过对史料的开掘与提炼，形成了毛泽东慈善实践这一新命题，所写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慈善实践的发源地》一文，令人耳目一新，为进一步拓展毛泽东生平思想和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研究领域打开了新思路，给人以启示和借鉴。

    作为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国龙不忘使命，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革命文物守护。2023年9月，他发起并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共同策划举办“社会力量助推革命文物活化利用座谈会”。这种突破传统的模式，开创社会力量保护利用革命文物的新境界。一个月后，还是在井冈山这一中国革命摇篮，王国龙又发起创建“中国企业家摇篮”，并向全球发布《中国企业家摇篮井冈山倡议》，旨在用井冈山精神培育新生代企业家。

    定下“六写六不写”的学术自律

    王国龙治学严谨，注意把牢语言边界，决不为了引流吸睛博点击率而哗众取宠，故作高深和惊人状，人为地制造一些猎奇、尖刻甚至荒诞的观点抛出来。他特意给自己定下了“六写六不写”的学术自律，自我约束、自觉遵循，包括写原创观点，不写陈词滥调；写系统论证，不写碎片感悟；写经世致用，不写空中楼阁；写学科对话，不写自说自话；写逻辑推演，不写情绪宣泄；写边界意识，不写越界妄言等。

    这一准则，构建了王国龙学术表达的过滤系统。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便可看到这种自律的特色所在：比如，术语使用上严格区分学术语言与大众话语，避免“网红学者”式的概念通胀；在论证过程中，坚守“可证伪性”标准，如经济分析必附数据验证；当成果呈现时，注重学科范式，政策研究不越位为政治宣言。从王国龙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一位成熟学者通过语言自律实现思想的有效传播。

    王国龙思想活跃，锐意进取，喜欢接触新生事物，热衷于追赶时尚。像当下热门的区块链、数字化、虚拟现实、AI技术和沉浸式教育等概念与现象，还有一连串的新词，都被他玩转。在他身上，毫无“老学究”的习俗。

    功成名遂，新年新衔。2024年1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西师范大学校长陈芬儿签发编号为2024003的聘书，“兹聘请王国龙先生为江西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这标志着王国龙从政策实践者升级为学术与决策的双栖专家，其专业能力获得学界认可，步入更为广阔的学术舞台。

    重抖精神向着下个十年再开跋

    榜样励志，范水模山。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江西省委原常委、南昌大学教授朱虹，被王国龙看作是“范式楷模”，为他提供了两种进阶路径参考。他说，黄奇帆先生示范了如何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模型，证明实务与学术的共生可能；朱虹先生则展现了文化研究的深耕之道，兼具学术性与传播性。

    从政坛跨入学界，王国龙对标黄奇帆和朱虹，自感三者共同揭示了学者后期发展的关键：既要有“顶天”的理论建构能力，又需“立地”的现实关怀。

    “真正的学术生命，从不以生理年龄为界。”王国龙喜欢说这句话。他以70岁古稀之年保持年均20万字以上的高质量产出，有力打破了“老年衰退”的刻板印象。其学术“第二曲线”，也印证了黄奇帆“市长只是个职务，经济学者是终生的”这一深刻洞见。

    曾任深圳市市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李子彬，也是为王国龙钦佩之人。2023年8月，他出于对李子彬会长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领域成就的敬仰，专程赴该协会学习研究。期间，王国龙连续撰写了两篇具有深刻洞见的研究文章，在中国网等媒体发表。李子彬阅看后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研究达到国家水准，并题写赠言：“王参事，你是一位有情怀、有格局，懂宏观经济的学者。”这是对王国龙专业成就与家国情怀的双重认可，也表明其学术造诣和政策贡献获得权威人士肯定，职业生涯达到新高度。

    一路走来，王国龙在学术领域多重身份叠加，展现非凡气象。从省政府参事到红色文化研究专家，从企业家精神培育人到高校特聘学者，他在不同领域深耕细作，诠释了“学者”的深刻内涵。

    桑榆未晚霞满天。就像十年前退休转岗时一样，王国龙没有躺在过去的功劳簿并沉浸在已有的成绩单上，而是重整旗鼓、抖擞精神又出发，向着下一个十年再开跋。

    后记：

    实现老年自我价值的生动实践者

    今年5月，民政部、中组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更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

    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参事、江西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王国龙就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者——60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转入省政府智库工作，又受聘高等学府从事学术研究，不仅取得了比在职时更丰硕的学术成果，还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典范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