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旗帜鲜明地声讨党内的教条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从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着手，提出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实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 从实际出发，去探索、把握和遵循中国革命的规律。这样就把中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世界革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又有许多不同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2、最闻名的一次军事行动（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1934年10月，在毛泽东等的亲自率领下，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同年11月和次年4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分别离开原有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11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也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6年6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同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其中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转战十一个省，最远行程约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3、最“得意之笔”（1935年年初）
    1935年年初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挥师向东，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
    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14、最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15、最黑暗的时刻（1935年9月）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5年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16、最伤心的四次落泪（1934年年底至1935年10月） 
    （一）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毛泽东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二）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三）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四）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17、最重要的一次谈判（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整个事件过程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18、最恢宏的战役（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１４２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１４４个师，非正规军２９个师，合计共１５４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19、最欣赏高派京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
    毛泽东是一位业余的京剧行家，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唱腔、程式比较熟悉。
    毛泽东又是一位富于欣赏个性的京剧迷。他承认自己“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已经把华北京剧团的演出日程安排好了。警卫排长阎长林跟毛泽东提起看戏的事。阎长林说：“华北京剧团要给咱们进行慰问演出了，听说这个剧团演得不错，还有一些名角呢？”
    “有什么名角？”毛泽东问。
    “听说，主角有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
    毛泽东说：“噢，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的那些老艺术家唱戏也不容易了。”
    这次慰问演出的场地是东柏坡的大礼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都来了。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高庆奎的高足李和曾演宋江。毛泽东赞扬李和曾说：“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唱戏呢。”又说：“这个人唱得好，但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哪出戏唱得最好，就叫他演哪出戏才好。”
    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爱看这出戏，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他不断鼓掌，并侧身对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赞许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来就是科班出身。
    周恩来说：“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的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京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8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向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主席，明天晚上想看他们演什么戏？”
    毛泽东说：“明天晚上我来看戏，演什么戏由他们自己定，他们认为什么戏演得好，就演什么戏。”
    在返回西柏坡的路上，毛泽东和身边的人员谈起戏来，他问：“你们说，今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回答：“演得不错，扮演诸葛亮的李和曾唱得最好。特别是他的唱腔，是那么洪亮，宽厚，听起来真带劲。”
    毛泽东说：“这就叫高派唱腔。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明天咱们还来看戏，明天早点来，还是走路来。”
    第二天晚上演出的剧目有《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哭秦庭》。
    《哭秦庭》由李和曾主演。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念念不忘李和曾，他对身边的人讲：“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马派、谭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艺术家。”
    毛泽东保存了许多高派唱腔资料，如《逍遥津》、《斩黄袍》、《珠帘寨》、《胭粉计》、《鱼藏剑》、《七擒孟获》、《辕门斩子》、《汾河湾》、《八大锤》等。
    毛泽东很关心李和曾的身体、生活和艺术各方面的情况。有次，毛泽东对李和曾说：“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研究。”毛泽东还曾从艺术和史料的角度与李和曾就某些剧目进行商榷。
    50年代，有一次，他听了李和曾清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样唱。”
    过了些日子，李和曾又为毛泽东清唱，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上次，你唱的《李陵碑》唱词里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否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就按照毛泽东改的词去唱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