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歌功颂德似无形的精神枷锁在束缚、禁锢着人们。臣民对皇帝没功也须歌之，无德也得颂之；皇帝的“龙体”，无论健康还是病入膏肓，都得诚恐诚惶地高呼“万岁”，噤若寒蝉地祝其“万寿无疆”。否则，不是把你送上“断头台”，便是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这种残渣余孽，至今仍在搅扰着世人。

    在民间，无论男女老幼大都喜欢听动心舒心的话。最忌讳的是“那把壶不开提那把壶”。犹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因癞头而禁止别人在他面前说光，说亮一样。逢年过节，人们更是喜欢听那些吉祥如意的话。其实，人与人之间说点好话喜庆话讨人喜欢的话，嘴上光光，心里爽爽，图个红花热闹，想必是无碍大局的。

    然而，这种只许说好不准提孬的习惯以及歌功颂德的做法，蔓延、盛行在当今的执政机关里，那就须“三思而后行”，也大有必要泼上两瓢冷水的。这些年来，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已成了各级政府机关的一种痼疾，许多失误和败绩与此不无瓜葛，也因此使得政府形象在群众中间受到了严重损害。平时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岁末年终搞工作总结等等，通常会用十之八九的篇幅回顾取得的成绩，对问题往往是作为格式上的要求在末尾用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另外，最近几年颇为流行的各种官方与媒体的某某十大评选活动渲染的都是杰出人物与辉煌成就；每当岁末年初，各级政府与官员最为关心的也只是那些好事、美事和有政绩的事，至于问题的查找和教训的总结，那几乎是件不合时宜、扰人视听、自寻麻烦的蠢事。成绩、政绩、功劳可以自上而下、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搞；至于问题、失误、教训则须谨慎、讲究策略、注意场合地进行。当然，有成绩功劳适当歌之颂之，是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倘若，死死盯着“功劳簿”，“一根筋”地去大唱特唱赞歌，就有走向反面的可能。

    一味的歌功颂德，其背后便是讳疾忌医。鲁迅先生说：“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鲁迅先生所说的这种现象，时至今日，不仅未绝迹且很风行。患了浮肿病，不仅不承认，反而硬让人说自己发福肥胖，真个是岂有此理！这既是在自欺欺人，又是在讳疾忌医，到头来只能落得个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