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我被关了禁闭，我紧张得一夜没睡，因为隔壁一直有战友被拷打，皮鞭“啪啪”地响，求饶声震天动地。可慢慢地，求饶声越来越小，我把耳朵凑到墙根儿，我真希望这声音别消失，可是我真的怎么也听不见求饶声了，只能听到皮鞭还在一下一下地“啪啪”作响。

    “砰、砰”，我突然听到两声枪响，“妈的，还想跑。”开枪的人骂着。天那，难道他们在枪杀逃跑的人吗？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为什么干革命就要被怀疑，被拷打？我参加红军的时候，大家都是笑脸相迎，没人告诉我会这样的。

    熬过了那个不眠夜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会被放出来，原来团里真的派人向那些和我很熟的人逐一打听，在证明确实没有问题后才算相信了我，还让我当了团部的书记。不久，陈政委就被撤了，所有的战士都愤怒得歇斯底里，要求枪毙他，就是不枪毙也得用大刀砍他一家伙，砍完好上前线接着砍刘湘那龟儿子。

    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自然欢天喜地，决定去看看我哥。可是我一到他那里，我就惊呆了，他好瘦啊！不仅病得厉害，而且手上的伤疤历历在目。看到那伤疤，我就全明白了。我们相拥而泣，他苦笑着告诉我，他的心彻底寒了，马上就准备要离开部队。他的家中还有为他担惊受怕的妻子，母亲也需要孝敬，实在不想等到被长官枪毙的那一天了。我哥哥王大猷以前在川军当过兵，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可眼下我也实在想不出怎样去安慰他，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倔，觉得既然参加了红军，也认为红军所宣传的道理对，那就要彻底地干下去。

    中红网：经历了这次肃反，您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

    王定烈：没以前那么爱说话了，但是一打起仗来就完全放得开了。和那些经历过鄂豫皖肃反的老兵一样勇敢。即使当了书记，天天枪林弹雨里跑也没觉得有啥子大不了。

    “我们四方面军的特点，就是指挥员身先士卒带头去顶这五分钟”

    中红网：你这个团书记，具体做些什么工作？

    王定烈：那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奇缺，一个师部也不一定有一部电台。所以上级向下级传达命令，下级向上级反映情况，都需要有专人起联系作用。所谓书记起的就是传令兵的作用。我们团长那时口头拟一个命令，由我记录在纸上，记完后如果团长看没有错误，就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个私章盖在纸上面，再让我送到下属连队。我去过四方面军的许多单位，最难忘的是到军部见徐向前总指挥，他不光让我念我带来的基层部队反映给他的信息，有的时候还会问我一些很实际的问题，而且他拟命令的时候也格外认真。

    中红网：你先前提到，肃反结束后，部队还要上前线继续打仗？

    王定烈：对呀。刘湘对我们的六路大围攻还没结束呢，方面军主力全被集中到万源，因为整个苏区已经被敌人占了百分之九十。如果万源最后的阵地也丢了，苏区就全完了。敌人为了升官发财拿大洋，我们为了保卫革命果实，都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打得残酷而疯狂。我每次到阵地，都看到阵地前面有密密匝匝的敌人尸体散发着腐臭。我们的战士也整天泡在泥水里，许多人都带着伤或者得了病。他们吃不上，喝不上，但还是劲头十足地摆着龙门阵。可只要敌人一上来，马上进入战斗，打退了敌人再继续说笑。当时我们发明了许多在战壕里玩的游戏，大家玩得兴高采烈。我们团的新政委那时天天和战士们泡在阵地上，打仗时亲临一线，打完就和战士一起打闹，有一次我还看到他和战士们做游戏，连裤子都被战士扒了。

    这期间我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就是在向一个连的阵地走的时候，突然被三个敌人包围了。他们端着刺刀渐渐逼近，嘴里喊着要活捉我。突然，有人大骂一声“你妈妈的！”只见鄢指导员抡起大刀，一个箭步杀将过来，经过一番砍杀，我又捡回了一条命，可是鄢指导员的身上又添了第九处伤痕。

    徐向前总指挥常常说：“要想胜利，就得坚持最后五分钟。”我们四方面军的特点，就是指挥员身先士卒带头去顶这五分钟。鄢指导员后来当了营长，还是照样喜欢骂骂咧咧，和敌人舞大刀片。看他拼得那样凶，我很是为他担心。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我们的许多师长甚至军长都经常亲自上阵，冲在第一个和敌人肉搏，可以说我们的高级指挥员就是带头去死的人。虽然我们牺牲和受伤的干部不计其数，但部队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们又打赢了这次持久战，使四川军阀损失了八万多人。

    就在快要胜利的时候，在我心目中的钢敲铁打的硬汉子鄢营长牺牲了。

    中红网：万源这一战，四方面军打赢了，根据地的版图又恢复，可为什么此后不久就长征了？

    王定烈：因为这一战我们的损失也很大，而且粮食的收成不太好。但最关键的原因是领导向我们传达，说一方面军从江西西征，要和我们会合，所以我们的新任务是接应他们。还有，军中枪少人多，需要有所缴获；青黄不接之时，更不可与民争食……种种原因，迫使四方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路。于是，我们就渡过嘉陵江，离开了根据地。眼看着家乡的一草一木，离我们渐渐远去，我们的心里真是恋恋不舍，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天下红军是一家嘛，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普通战士在有些基本看法上还是一致的”

    王定烈：离开根据地，我们行进到川康边，这时一方面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大家心里都十分兴奋，也充满好奇，因为我们早就听说一方面军有许多比我们这里的张主席还有学问的大领导，也有许多和徐总指挥一样足智多谋的将领。不久，李先念的三十军去迎接一方面军，我们虽然离他那里有两三百里路，但是大家打心眼里高兴，都热烈地庆祝这件事。

    中红网：你们是怎样庆祝的？

    王定烈：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做那些华而不实的慰问品，而是把庆祝落在实处。我们动员做草鞋，还到处找些吃的东西。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中红网：会师以后，您感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有什么不同之处？

    王定烈：差别主要来自文化角度，我感觉一方面军的人文化程度的确比较高一些。
 
    他们不仅有文化，而且平时谈问题时很关心政治，这一点我们四方面军远远不如。我只上了三年小学就参加红军了，其实是识不得几个字的，可是部队首长都说我有文化呢，让我当了书记。一会师以后我就发现到一方面军随便找一个团部里的书记，都能写得一手好字，懂得很多事情。至于其他干部，文化就更高了。

    中红网：从番号来看，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您就被编到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去了？

    王定烈：会师以后，我是红四方面军红33军295团团部的书记，因为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团在长征途中一路打后卫，减员比较大，中央军委就通知我们军和红5军团合并组成新的红5军，我所在的团就合并到新的5军。当时的合并很是照顾一、四方面军的平衡和双方的团结，原先的5军团是宁都起义诞生的老部队，指战员大多是北方人，而我们军则基本是四川人，于是董振堂当红5军军长，副军长就是我们的老上级罗南辉。具体到我们团，团长是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郭锡山，政委就是我们老33军的万汉江。不过合并后红5军就一直归四方面军指挥部领导，所以我也还算四方面军的人。

    中红网：会师以后，您所在的部队下一步往哪里走呢？

    王定烈：会师了以后就兵分左、右两路北上，一起过草地，我们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以及一方面军的两个军被编为左路军。我们左路军曾经三次过了草地，第一次从南往北过了以后，张国焘和中央产生了矛盾，于是一、四两个方面军就分道扬镳了。接着一方面军北上陕甘，我们四方面军的主力就从北向南第二次过了草地。到了第二年，一方面军已经到了陕北，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部队就按照中央的要求动员北上，张国焘当时愿意改正他的错误，就又带着部队由南向北过了第三次。我们团在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任务是拖在全军后面打后卫掩护主力部队行军，于是我们就在山上做工事，等主力部队过完了，我们正要开拨的时候，罗南辉副军长骑马跑来，神色紧张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走，现在上面有命令，要部队南下。’于是我们还留在原地掩护，等主力部队又从北向南完全走回来后，我们才归队。我们这个小部队是很幸运的，都说打后卫的部队辛苦，可是在过草地这件事上，主力跑了三趟我们才跑一趟，真是省事儿。

    其实南下的时候，中央军委不少成员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呢。我所在的那个团，就在总部附近担任警卫，朱德总司令经常到我们团部来玩，还和我们聊天。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看出气氛有什么不对劲。我们这些普通战士每天行军打仗，都累得要死，绝不是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吃饱了没事干，天天闹事。我们很少顾得上议论那些高级领导之间的斗争，领导要我们怎么走我们就得怎么走，上层的种种矛盾，我们对此是说不清，道不明，看不懂的。我们四方面军当时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山头主义情绪，即使我们几个主力军的战士在长征路上碰到，一般也就互相问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但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普通战士在有些基本看法上还是一致的——我们既然参加了红军，参加共产党，我们的理想就是为了使工农解放，劳动人民翻身。

    “我一路上收容人家，到头来自己也变成收容对象了”

    中红网：回顾长征这一路，哪个地方走得最苦？

    王定烈：恐怕还是过草地最苦吧。第一个困难就是路难行。因为过草地时几百里没有人烟，一路上我们就只能看见积雪的荒山。那草地面积恐怕比北京还要大，是经过数亿年慢慢形成的。那些比较低洼的地方，看起来好像能平稳地走过去，其实下雨后许多水就积在里头，踩上去就像踩在水潭一样，深一点的甚至就是个大水坑，所以走路一定得留神。我们行军的时候，在前面走的部队就在行军前一天从山上砍树做成树棍，一捆一捆地扛上，在能走的地方插个棍，后面的部队都要以这个棍子为标准，不能离开去走别的路。如果谁不小心没理会那个指示棍，那么不管是人是马，只要掉到水坑就会慢慢沉下去。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把绑腿赶紧解下来甩给掉下去的人，让他抓住绑腿后，我们再往上拉绑腿，就这么把他拉起来。可这种抢救也总有不及时的时候，结果天天有人白白沉到土里，永远地告别了战友们。

    第二个困难是没有饭吃，过草地之前方面军指挥部就让我们准备干粮，可是附近人烟稀少，好不容易找到的几个人家，他们自己都没饭吃，我们怎么好意思把他的粮食搬走呢？于是我们就去老百姓家的庄稼地，看看地里还有什么剩下的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比如秸杆、谷壳什么的。光捡这些当然不够，我们还要去摘些树叶子，大多数树叶子是没有毒的，把它收集好，回去大家把它切一切，炒了或者煮了，就算是比较好的饮食了。当然，叶子也是有限的，我们还要拿刀子把树皮刮下来，攒一堆剁碎慢慢嚼，把草拔下来吃它多少有点甜味的根。我们就准备这些所谓干粮足足二三十天，结果还是装不了一个米袋子，吃个十天八天就没有了。为了维持生活，我们行军途中几乎不放过树上生的、地里长的所有东西。可以说是见什么嚼什么。

    第三个，也是最要命的困难就是生病，说句不好听的——生病就该死。第三次我们过草地的时候，我和万汉江政委等几个人，走在队伍最后当收容队。看到战士病了，我们能够抬就要抬，也多少给他们吃点什么。结果我一路上收容人家，到头来自己也变成收容对象了。因为我偏偏这个时候得了急性胃炎，四川的土话叫“羊毛疔”，估计就是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来的问题。我痛得好难受，没有办法往前走，可是收容队的战士们不能等我一个，我眼看着我们团的战士一个个都走了，心里真着急，掉队就是死呀！我为了跟上部队，就把我军帽上面缝衣服的针拿下来，按我家乡老百姓的土办法，用针在自己的肉上挖一个小洞，让血往外流。如果这时我的烟袋里面有烟，那就可以把烟灰抹在伤口上，可惜我没有，于是我只能拼命挤我的伤口让它快点出血。这个土办法还真的管用，症状慢慢缓解了，我飞一般地赶上了前面的部队。可是我也没高兴多久，到了宿营地我患上感冒，又病倒了。战友们弄些柴火，让我烤火发汗。那天晚上我被烤得浑身大汗，第二天果然稍好了点，可还是走不动。这时团长郭锡山干脆再也不理睬我了，非要把我扔下不可，我躺在担架上，木然地看着部队又一次离我远去，心想这一次真的要革命到底了。

    可是不一会，万政委骑马匆匆向我赶来。他铁青着脸，二话没说就用马把我给驮上了。我想说让他别管自己，可是我已经没有力气这样说了。颠簸了好久好久，我们赶到了驻地，万政委见到郭团长，理也不理，径直走了。饲养员小马悄悄地告诉我：“万政委为了把你带上，和郭团长大吵了一架，手枪都拔出来了……”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禁暗下决心，一定要顽强地活着走出这片草地，要对得起万政委对我的恩情。后来的日子里，白天我就由万政委的马一路驮着，晚上小马就到处找柴给我烤火，以至他的手被烫起了一串串水疱。渐渐地，远处的大山依稀可见，我们就快要走出去了，可政委的白马却骨瘦如柴，再也驮不动我了。

    中红网：走出草地之后，你是不是感到苦尽甘来吗？

    王定烈：1936年9月,我们已经走过草地了，我们的部队开始围攻甘肃南面的岷县。这时中央发来一个电报，让四方面军到陕北去，于是全军向陕北进发。听说要会师，大家当然都很高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在行军路上，我、万政委、小马三个人向小贩买了一个锅盔（烧饼），小贩非向我们要了一个大洋。我明知道他是在坑我们，可锅盔的香味已经使我们三个人无法自控，什么样的美食能抵得上那种苦尽甘来的滋味呢？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泪花在心里默默地流淌。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接近了陕北，可是九死一生的考验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