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项英的错误决定又葬送了新四军军部北上的最后时机。所以，1940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四十七岁生日那天非常气愤的致电项英·：“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想而知，当时主席发了和二十七年后他听到老干部对延安整风的评价之后一样罕见的雷霆之怒。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由于项英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多次正确指示，很多新四军战士也牺牲在了蒋匪军屠刀之下。项英的结局，和当年不听毛主席正确军事意见而战死沙场的刘安恭何其相似？！项英违抗中央正确军事路线，给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

    1941年1月15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席所说的这个结论，完全正确！这件事，一丝一毫不怪主席、不怪中央军委。主席已经下了命令，你项英非要不执行，你怪得上主席吗？

    这和1958年到1960年一线领导同志和一些省级干部们不执行主席的正确指示、自己搞一平二调，但是主席从来不同意“一平二调”、坚决反对“一平二调”是一个道理；这和防修反修时期有些人违反“十六条”，但是“十六条”从来不同意他们那样做，也是一个道理。一些人不理解交通规则、违反交通规则，不等于交通规则有“纵容违规者违规”的“错误”！这是很基本的逻辑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