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提到，全部实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之后，就不存在商品生产；十月革命之后，为了联系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系两大所有制、巩固工农联盟，列宁提到了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理论，实行战略性的退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菲利波夫论述了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不过比较片面的认为一切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忽视了农民小资产阶级占极其主要人口、农民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极其规模浩大的落后地区巩固工农联盟需要把一部分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和农民进行交换的问题，忽视了极度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难以对生产资料有效的直接分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减轻国家负担；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根据农民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普遍存在、急需巩固工农联盟的现实，根据当时中国国内相对落后，国家实力相对薄弱、难以肩负起自负亏损的分配集体公社拖拉机责任的现实，提出了一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以是商品的科学论断，克服了菲利波夫关于生产资料不可以是商品、忽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把一部分生产资料作为商品用来巩固工农联盟和减轻国家负担的问题，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成功的、及时的纠正了一线经济工作者一平二调、“共产风”的严重“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都是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需要提出的前人所没有提出的科学论点，并符合了当时的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巩固了工农联盟，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从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关键词：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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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泽东关于“一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以是商品”思想提出的背景

    1958年，随着集体公社广泛建立，严重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一线经济工作者们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例如公社内部“取消家庭”、“全面军事化管理”，用极其短的时间实现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鼓吹亩产十一万斤……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的问题。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抽出时间，最迅速的发现了一线经济工作者的严重问题，最早纠正他们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纠正一线经济工作者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参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通过评述菲利波夫的观点，教导干部——只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就不能结束商品生产，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毛泽东讲：“我们的人民公社，现在是集体所有制，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或是两者都要扩大？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第一，由于当时农民小资产阶级占中国最多数，远远大于工人阶级，六亿中国人民中，五亿都是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实行战略退却，我们的商品交换范围无疑要比苏联更扩大一些，需要把一部分的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和农民交换，稳固工农联盟。可见，为了巩固工农联盟，稳定六亿人民中的五亿农民，实行有必要的战略退却，扩大商品交换范围，是必要的。毛泽东讲：“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提倡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

    第二，由于中国脱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实力极其落后、生产力基础极其薄弱，国家自己承担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的亏损、直接配给农村生产资料，是难以有充足的实力实现的，因为这样会加重落后国家的负担。于是，为了减轻落后国家的建设负担、集中更有多的人力物力更有效率的投入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当时将拖拉机卖给农民，也是符合现实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需要的。所以，毛泽东说：“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

    二、毛泽东“借古讽今”、掌握政治主动权的斗争艺术

    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菲利波夫做了策略性的批评，从而“借古讽今”，给那些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一线经济工作者踩刹车。

    毛泽东批评说：“斯大林最后这封信中关于不把拖拉机卖给农庄的意见，彻底错误。他把国家和集体农民对立起来，不信任农民群众，死死抓住拖拉机不放，理由是说不通的，自己骗了自己。你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把你控制得要死。斯大林在书里，反复说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可怕；而这里又强调为了不使商品流通扩大，不能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又说，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他们负担不了，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这个理由也很难站得住。国家就损失得起？”这个批评是有策略性的，是完全必要的，要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进行具体分析。

    有的不懂政治策略的学者诟病、苛责毛泽东对菲利波夫的批评不符合苏联的情况，因为就当时苏联的生产力水平而言，国家确实有实力担负起对农民直接分配生产资料的责任，而且国家集中分配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这种教条主义的学者忽视了当时严重的历史背景。

    首先，当时中国有五亿农民，占了当时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九，属于大多数，一线经济工作者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已经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工农矛盾。农民是当时中国的主要人口，如果激化了工农矛盾、逼迫农民起来造反，无产阶级依靠发动农民、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所夺取的政权就会失去。为了缓和工农矛盾、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为了从当时政治形势出发，毛泽东必须借古讽今，从而达到巩固工农联盟、实现战略退却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批评菲利波夫把两大所有制对立起来、不相信农民，实际上批评的不是菲利波夫，而是搞“一平二调”的国内一线工作者。

    其次，如果不批评菲利波夫，反而承认菲利波夫坚持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属于”进步“、“先进”，那么就使刮“共产风”、搞”穷过渡”、搞一平二调的那些一线经济工作者政治主动权，更难以纠正他们的具体错误了。那些一线经济工作者更会说——“我们要跟随导师菲利波夫的先进的步伐，我们必须穷过渡，退却就难以到共产主义！”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深明借古讽今、杀鸡儆猴之道，斗争策略的运用炉火纯青，当然选择了通过批评菲利波夫来给一线工作者踩刹车的办法。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历史决议中，只集中批判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的错误，没有追究“共产国际”和菲利波夫的责任；在1958年批判浮夸风，借古讽今，批评菲利波夫，都体现了毛泽东炉火纯青的、善于掌握政治主动权斗争艺术。

    而且，即使是这样讲，在之后的第二次郑州会议，都还难以彻底给一线经济工作者踩刹车，他们还会攻击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甚至逼迫毛泽东说出：“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这样的话。可见当时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就好像土地革命时期纠正王明路线一样孤军奋战。

    这里也体现——毛泽东坚决反对个人独裁，不是独裁君主，坚持集体领导、集体决定原则。

    如果毛泽东教条的谈“进步”、“先进”，脱离当时极其紧张的社会现实、忽视当时和五亿农民矛盾严重激化的社会现实，就会陷入政治被动，难以纠正“左”的错误。在那种历史环境下，毛泽东的批评艺术完全正确——如果非要脱离实际的重视教条、“理论上”苛责毛泽东当时政治战略上不得不的正确选择，就是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如果懂政治，就会知道毛泽东当时对菲利波夫的批评完全是符合当时政治、战略需要的正确的选择。

    三、菲利波夫的认知局限的客观存在

    菲利波夫一概而论，就忽视了落后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普遍存在的、极其特殊的时间、极其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条件下也可以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加强工农联盟的情况，也是有认知局限的，忽视了局部的、特殊地区和时间战略退却的可能，没有考虑到别的特殊情况。

    毛泽东讲：“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

    菲利波夫关于“生产资料不能作为商品交换”的认识，是存在一概而论认知局限的——他忽视了农民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一样的极其落后的国家这样的特殊地点、特殊时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实际情况，忽视了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更大程度的战略退却，将一部分生产资料作为商品；他忽视了在极其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尽可能减轻国家负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防设备体系，难以有效负担起自负亏损的直接分配给农民拖拉机的责任。

    菲利波夫主要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其他国家特殊情况了解有限，他的很多论断是对发达、基础相对雄厚的苏联的建设经验的总结，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经验。

    毛泽东根据特殊地区、特殊时间的特殊情况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出了适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符合中国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巩固工农联盟需要的战略，是对菲利波夫一概而论局限的克服。而且，毛泽东坚持对立统一的规律，科学的预测：“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

    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正确与否在于是否符合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情况下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在于是否符合进行革命和建设实际情况，而不是抽象谈“正确”。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在中国这样生产力极其落后、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极严重的特殊情况下，提出了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以是商品的巩固工农联盟的策略，丰富发展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理论，巩固了工农联盟，比较及时的纠正了一线经济工作者狂热的“左”倾错误，迅速不到两年刹住了“共产风”。

    什么是理论的发展？

    不在于抽象的、脱离社会实际情况的所谓的“进步”和“退步”。

    理论的发展，在于根据实际的客观情况，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理论、用新的理论指导进行前人没有进行过的实践，实现有利于当时当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需要的战略目标，符合当时当地的战略需要，这就是理论的发展。不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而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新经济政策根据俄国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利用商品交换、货币关系、价值规律联系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一定限制范围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整套理论都是前人没提到的、列宁的创新，而且符合当时实际情况需要，适应了维护新生政权要求，解决了在俄国建设、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这难道不是发展吗？

    农村包围城市根据中国严重落后、城乡分裂剥削的实际情况，提出先在农村变革生产关系、建立工农武装革命政权、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组织、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组织、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逐渐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工农武装革命割据力量，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马恩列斯都没没提出，毛主席提出了，这不是发展吗？

    这些都是发展！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马恩没提出的符合实际革命需要的，都属于丰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讲：“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理论的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马恩列斯这些前人没提出过，毛泽东提出了，而且符合当时中国巩固工农联盟、纠正“左”倾错误、整顿公社的实际情况，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在发展，是一种变化，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变化，当然是发展。

    五、对于逐渐取消商品生产、逐渐随着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对全国物资的调配，毛泽东也是清楚的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提出了集体所有制早晚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随着农村生产力发展实现乡村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设想。毛泽东说：“我们讲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现在我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些经济作物区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农业就会发生新的矛盾。”可见，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毛泽东早就考虑的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