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县财政只有290万块钱，但粮食还充足，有3000多万斤储备粮，每个生产队都有三五万斤。”杨贵回忆说，“最关键的是群众修渠的热情很高。一听说要跨省修渠引水，大家都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参加。有个13岁的孩子叫张买江，他父亲在修渠中刚不幸被崩塌的巨石砸中牺牲，他母亲就把他送上工地。工地指挥长说什么也不答应，父亲刚走，怎么能让家里的独苗再来呢？更何况他还是个孩子。他母亲恳求说，让孩子留下来接着干吧，俺知道，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也合不上眼。”

　　就这样，1960年春节刚过，近4万名修渠民工就自带口粮、被褥和简易的工具，汇集到晋冀豫3省交界的漳河边。

　　为了速战速决，修渠大军一上来就一字排开，在70多公里长的工地上全线开工。由于技术人员不够，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沿线的山西群众对此也是怨声载道。他们向杨贵反映，天天放炮，像地震一样，把牲口吓跑不说，还把房子也震裂了，这样下去还怎么过日子？

　　“在林县还好办，但在人家的地盘上，时间拖得越长，矛盾就越多。”杨贵说，开工20多天后，他们就调整了施工方针，集中力量先把山西境内的20多公里渠道修完。事后证明，这次调整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与红旗渠几乎同时动工的还有甘肃定西的洮河大渠，也是全线开工，但没坚持多久就全线下马了，只留下沿途遍地的坑坑洼洼。而红旗渠在开工8个月后，就把滚滚的漳河水引入了林县，极大地振奋了林县人继续修渠的热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红旗渠的建设能前后坚持10年之久，并最终得以全线贯通。

　　漳河原本经山西流入河北，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建成后，就改道流向林县。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张，受影响的河北几个县意见很大，甚至好几次偷偷炸毁了红旗渠渠首大坝，这让杨贵很意外。他对记者说，当初修渠没考虑有什么矛盾，想法很简单，盼水心切，“也没想到开工正好赶上全国困难时期，各地都忙着解决吃饭问题，顾不得阻拦我们。”他感慨道：“如果再晚两年，矛盾多了，就肯定修不成了。”

　　“修渠没有饿死一个人”

　　红旗渠有很多段都是在悬崖峭壁上修筑的，这都是当年林县人系着一百多斤重的麻绳，悬挂在半空中，一锤一锤凿出来的。

　　动工以后，资金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把漳河水早日引到家门口，林县人想尽了办法。买水泥太贵，他们自己建水泥厂生产水泥，整个工程所用的6705吨水泥，有5170吨是林县人自己生产的；缺少炸药，生产队便多积有机肥，省下的硝酸铵配上锯末、干牛粪碾碎制成土炸药；钢钎造不了，大伙就力图节约，长钎磨短了就当小撬用，小撬磨短了就捻成手把钻用。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县委抽调了30多名干部，成立了劳力管理组，组建工程队，到其他城市承揽工程，赚钱弥补修渠资金的不足。据统计，当年就有31000林县人外出搞建筑，挣回经费1800万元。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红旗渠也面临停工的危险。

　　当时，山西境内的渠道刚竣工，正在修筑从河口至木家庄的二期工程。如果停下来，整个工程很可能就会因此夭折；如果不停，又违反中央政策。最后，杨贵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中央要求修整，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停止工程建设，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几千万斤储备粮，中央指示要执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长时间。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杨贵说。

　　他告诉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