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与红旗渠的风风雨雨

　　因红旗渠出名的杨贵，不久便卷入政治漩涡中，几起几落，而无论是被提拔重用，还是受迫害遭批判，都无一例外地起因于当年他领导修筑的红旗渠

　　1954年，26岁的杨贵被河南省委派到林县当县委书记，直到1973年，周恩来亲自点名调他去公安部工作为止，他在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山区县前后工作了19年。也正是在这期间，林县人修凿了轰动一时、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红旗渠。如今已过了耋耄之年的杨贵定居在北京。提起当年的往事，这位魁梧的老人仍唏嘘不已，他对记者回忆说，修筑红旗渠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后来又遇到“文革”，“在修渠的十年时间里，我们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真是胆战心惊啊！”

　　“感谢1959年那场大旱”

　　林县自古就饱受缺水之苦。由于十年九旱，老百姓平时都不洗手脸，长年累月地不洗衣服，只有在婚丧嫁娶这些大事的时候，才舍得去缸里舀出一点点水来，全家人合用一个洗脸盆，你洗完了我洗。洗完了的水，或是给牲口喝，或者浇菜，也不舍得倒掉。当地流传一个说法，林县姑娘嫁人“不图你的万贯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

　　刚到林县，杨贵就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民国年间，桑耳庄300多户人家，常年要到8里外的黄崖泉担水。有一年除夕，老汉桑林茂为了过年吃顿饺子，一大早就去挑水，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回来，刚过门的儿媳着急就去村头等。接到公公后，儿媳想帮着担水，可不小心碰翻了桶，把水洒了个净光。回来后，儿媳又羞又愧，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据杨贵回忆，由于缺水，林县人生活很艰苦，一年粮食亩产才200多斤。“我是解放后去的，老百姓吃的太差，还不如战争年代我打游击的铁路沿线。当时我就感觉林县不解决水的问题，群众要过富裕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

　　担任县委书记后，杨贵决心带领全县55万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最初，他并没有考虑从山西的漳河引水。他回忆说：“林县境内有几条河流，我和县委其他领导当时都认为只要充分利用好河里的水，挖掘地下的水，蓄住天上的水，就能彻底结束林县缺水的历史。所以一开始打了很多旱井，从1955年起还相继修建了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个中型水库。”但1959年一场干旱让这些水利设施形同虚设。由于流经林县的几条河流全部断流，已建成的渠道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打下的旱井也已干涸，“这才逼着我们走出去找水”。

　　多年后，在谈起修建红旗渠的动议时，杨贵仍感慨地说：“应该感谢1959年那场大旱，它使我们从陶醉中清醒过来。严酷的现实，不仅考验了林县的水利设施，而且也逼着县委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林县缺水的办法。”

　　1959年6月，林县派出3个调查组顺着漳河、淇河和淅河逆流而上，寻找新的水源。很快，目标就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其他两条均为季节性河流，而漳河最大流量达7000立方米每秒，常年流量30立方米每秒，即使枯水季节也不少于10立方米每秒。

　　为了让山西方面同意引水，杨贵除了请河南省委与山西省委协商外，还趁春节之际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打电话拜年，恳请曾在林县工作过的他帮助协调解决。如今已92岁的陶鲁笳也居住在北京，杨贵时常去看他。两人谈起那段往事，老书记总是感叹道，当年他以为杨贵只是修条小渠解决吃水问题，哪知道竟然修了这么大一条人造天河！

　　“再晚两年，肯定修不成”

　　在征得了上级部门和山西省的同意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修渠的经费和设备从哪里来？为此，林县曾找过省委、地委，但得到的答复是：国家困难，不可能给予资助，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物力、人力考虑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