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跟我们很亲近，像个慈祥的长者

　　中红网：主席对你们拍什么、怎么拍，从来都不过问？
　　吕厚民：对，这就说明主席是非常支持我们工作的。他也不说哪个能照、哪个不能照，应该怎么照、不应该怎么照。他支持你，这就很不容易。有一次在湖北，上午十点多钟，他正在那儿看报纸，我就问卫士：“主席现在干嘛？”他说在看报纸。我说：“行，咱们去。”我拿了一个相机，也没拿闪光灯，不会影响他太多。走到门口，主席发现门口来人了，一抬头看到是我们。我说：“主席好！”就迈步进去了，到了他的办公桌前，拿着相机先给他照了两张。照他看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等好些报纸。我又说：“主席，我们和你照张照片吧！”他说：“好啊！”我就叫那个卫士给我们俩照相，我站在主席旁边，他拿着报纸坐着。照完了，我跟卫士说，你过来，我给你照。那个卫士又过去，站在主席后面，我给他们照。这样，很随意啊！

1952年毛泽东和吕厚民（张景芳摄）

　　还有一次，我在庐山跟毛主席一起散步，正走着，主席说：“咱们照张相吧！”
　　中红网：这次是毛主席主动说要照相的？
　　吕厚民：是主席主动说的。我很高兴，马上就挽着主席的胳膊，让秘书给我们照了一张合影。
　　虽然主席是领导人，但是我们相处时间长了以后，主席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后来大家就很随意了，出去散步啊，一块儿坐着专列到南方各地视察啊，主席都是很随和的。他工作到哪里，跟领导交流，或者下去看，都是很随和的。
　　中红网：听说毛主席还多次关心过你的工作和生活，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好吗？
　　吕厚民：好的。后来，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主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1965年，我到新华社江苏分社做摄影组组长。1966年“文革”开始时，南京大学有我的大字报，是从北京转来的，说我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他们把我们弄下去了，说我家庭有这个那个问题。弄完以后，又说我爱人是刘少奇的女儿，因为她姓刘嘛。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事，但还是下放到农村，到江苏省里下河地区的兴化县农村。全家5口人，3个小孩，在那里呆了7年多。1973年10月份，“文革”还没有结束，但快接近尾声了。有人到省革委会、县革委会说，吕厚民不能离开这个地区，不能当领导，不能担任要害工作。在农村有什么要害工作？就是不让你动，限制你的自由。
　　但是，有人同情我，支持我，把上面的“三不”告诉我了。很快，我跟公社打了个招呼，就到北京来了。到了北京，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主席写封信。我希望工作，至于挨批斗什么的，就没谈这么多了，就是要求恢复工作。
　　我给主席写的这封信，交给了他身边的秘书。一个礼拜后，新华社就考虑安排我工作了，看来是给主席的这封信发挥了作用。后来，我就在北京等着。不久，新华社就给我重新安排到江西分社工作。去那儿以后，工作了近两年。
　　江西南昌特别热，是全国有名的“火炉”。我想，自己是北方人，长期在那里工作，生活不习惯，还是回北方吧！于是，我又给主席写了第二封信。这已经是1976年的事了。写信的目的，是希望能到《人民日报》或者《人民画报》去工作，或者到新华社总社和分社都可以，给别的工作也可以。这次，主席又表态了，新华社再次安排我的工作。1978年7月到中国摄影家协会，直到2002年离休。那时候（1973年以后），主席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很多的事情都管不了了。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想到这儿，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