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一点不仅陈嘉庚看到了，大凡到过延安的中外有识之士也都看到了。在陈嘉庚之前，毛泽东在窑洞里与梁漱溟有过两次彻夜长谈。那是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后，不担心抗战能否胜利，而是关心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俩观点不同，但毛泽东的坦诚相见的姿态和虚怀若谷的气度，给梁漱溟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畅，如老友交谈。”在陈嘉庚之后，黄炎培到延安，看到边区兴旺，与毛泽东探询一个政权如何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那就是民主。在黄炎培之后，斯特朗采访毛泽东，并接受了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这位美国记者也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延安时期，毛泽东大智、大勇、大度，集领袖与兵民于一身，其他如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都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于群众之中。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和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开荒种地，纺纱织布，毛泽东一年还有300斤公粮的任务。朱德平易近人，经常脱衣挽袖，与战士们一起打篮球。续范亭有感于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与群众如此上下平等、亲密无间，写诗赞曰：“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刘少奇从南泥湾回延安，警卫员没有拽紧缰绳，马吃了路边的庄稼，刘少奇看到了，给警卫员讲《三国演义》中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告诫说：“群众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不爱护群众利益，就不会有党性。”

　　在南泥湾展览馆内，王震签署的一张任命书吸引着参观者。王震委任71岁的南泥湾劳动英雄朱玉环为三五九旅农业生产副官，指导各部农业生产，并要求“官兵向他请教，虚心接受指导和批评”。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也是军民团结的凯歌。毛泽东称王震“有创造精神”，可见评价之高，期望之殷。兵民是胜利之本，力量之源。毛泽东转战陕甘宁边区期间，身边只有2万部队，拖住胡宗南14万大军，力量悬殊，形势严峻，有时与胡宗南军队只隔着一道山梁。然而，我军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敌军则如盲如聋，最终由优势变劣势，遭到失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话是毛泽东建国后说的，但却是延安精神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