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江西人、又在江西工作的缘故，我在知道井冈山的同时就知道了延安。贺敬之作为在延安生活战斗过的诗人，有过“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而我没有到过延安，也向往延安，甚至梦游延安。这次，随江西省党政代表团到延安，算是圆了一个梦。

　　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后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一路上，无论是在宝塔山上，在杨家岭、枣园的窑洞前，在南泥湾、王家坪纪念馆的展厅内，还是在西安事变、洛川会议旧址，我总在思考这个问题：陈嘉庚为什么得出这个为以后中国革命实践完全验证了的伟大历史结论?

　　陈嘉庚先到重庆后到延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是他把重庆与延安、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作了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共中央在延安，并且执行团结抗战的政治路线。想当初，中央红军被蒋介石围追堵截，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万里迢迢，从江西到陕北，立足未稳，内有国民党重兵进剿，外有日寇大举进犯，内忧外患。我们党高举抗日大旗，以民族大义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召开洛川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就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延安成为全国抗日的希望和灯塔，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海内外一切抗日儿女、进步青年、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一个历史的转变，多少群众与国民党蒋介石有血海深仇，刘伯承率部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战士们哭着不肯换上国民党军服，刘伯承流着眼泪说：“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那帽徽是白的，可我们心永远是红的！”整个抗战八年中，尽管蒋介石反共本质不改，不断制造磨擦，掀起“皖南事变”那样的反共恶浪。但由于我们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致使国共合作最终没有破裂，共同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诚恳，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关键是我们党取得了人民的信任。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雄才大略，在陕北13个春秋，在窑洞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1935年10月，毛泽东刚到陕北，就对刘志丹说：“陕北穷苦偏僻，敌人看不上，是革命者的用武之地，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但最关键是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博古通今，求真务实，从井冈山到延安，他全部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生命，为力量源泉。

　　延安岁月，是我们党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陈嘉庚在重庆时，蒋介石以800元一餐的宴席招待，而毛泽东在窑洞以2角钱的客饭招待。他看到，蒋介石身边的大员，一个个肃立，见了蒋介石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出，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进出随便，说话无拘无束。两相比较，陈嘉庚看好延安，看好毛泽东的道义精神和人格力量。一次，延安雷电击死一头毛驴，驴主人借此指桑骂槐，毛泽东闻讯，深入了解，得知因为负担太重，群众有怨言，于是立即采取措施减免。接着，又采纳李鼎铭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向被错整的人鞠躬道歉。1946年，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毛泽东朝着窑洞坐，斯特朗对着毛泽东坐。不一会儿，有几个小孩钻在离他们20米的树丛中看热闹。斯特朗听到身后有响动，以为是暗伏的警卫人员，问道：“那里有谁？”毛泽东抬头望望，笑着说：“那是我邻居家的小孩，他们对我的蓝眼睛、黄头发的客人好奇。”斯特朗笑着说，那就让我们换个位置，让他们看看清楚吧。这就是毛泽东的魅力，延安的魅力，这些故事至今还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群众就是通过这一件件看似平凡具体的事情，来了解共产党，认识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胜己者胜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古今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