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负起凝聚全民族力量这一重任的，正是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霍静廉说，翻开《毛泽东选集》中的一至四卷中１５９篇文章，有１１２篇写于延安，其中包括《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名篇章。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香川孝志的伍长在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他想用自杀来效忠天皇，却因为一本书而改变了命运。“这本书不能完全读懂，但我翻看了一遍，如雷击顶，真使我震惊。”

    令这位日本兵震惊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在战争的第二年就预见到将来的战略大反攻。就是在这本名叫《论持久战》的小册子里，毛泽东清晰而又有说服力地分析了战争的发展全过程，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思想，才是唯一能使弱国打败强国、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总方针。

    敌后战场的战斗无时无刻无处不在，使骄横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曾多次访问延安的斯诺写道：“最令人难忘的，是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尽管他们身上长满虱子，没分文军饷，忍饥挨饿，受尽凌辱，却以其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使生命的价值弥足珍贵，一个伟大民族的谋求生存、自强不息的斗争也因而成为一项崇高的事业。”

    在历时８年的全面抗战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三分之二以上，以及几乎全部的伪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来延安访问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当时的延安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这种条件如何能领导全国的抗日斗争呢？”

    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回答：靠电报、靠干部。

    共产党人懂得，只能通过成千上万的干部去组织、发动、领导，亿万民众的伟力才会释放出来。

    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历经磨难来到延安后，大都进入各类院校学习，前线将士也分期分批入学受训。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军事学院等３０多所“窑洞大学”，短期或不定期的培训班更是数不胜数。

    培养一批，输送一批，“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仅抗大八期１２所分校培养的抗日军政干部就达１０余万人。

    ８０岁的徐金山老人从小就生活在延安，他回忆说：“一到晚上，山上灯火辉煌，到处歌声嘹亮，都是唱歌的。夏天，延河水很大，河边男男女女洗衣服、洗澡。礼拜天很多人坐在河边，把脚放在河水里看书。都是忙忙碌碌，不是工作就是看书，街上几乎看不到有人在闲溜达。”

    毕业的学员总是希望能把自己分到抗日最前线，而那些被留在延安的往往都会闹情绪。有一个外地来的记者在延安参观后曾说：每一个窑洞里都装有若干“炮弹”，将来这些“炮弹”飞出去，就不得了！　

    或许，冈村宁次的话更能说明延安干部对抗日的贡献。这个担任过华北侵华日军总司令的日酋曾提出，宁可牺牲２０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５０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后来成了新中国空军政委的高厚良将军，曾是抗大第一期学员，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高中级干部和专家教授等基本骨干，大多在陕北住过窑洞。开国将领中有７位元帅、８名大将、２６名上将曾在抗大学习或工作过。１９５５年授衔时，“抗大人”占８８％。

    民主革命之圣地　延安精神代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