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宝塔山

延安革命纪念馆

杨家岭毛泽东故居

    延安之潮遍地来

    穿过一条条隧洞，飞越一道道沟堑。早晨6点多钟，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列车开进了延安火车站。“心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56年前贺敬之的诗句油然响在耳畔。

    今年暑假里，我有幸与天津的大、中学的40多名师生一起，再访延安。

    手提肩背着行李的队伍一出站，就登上一辆大旅行轿车。负责接待的延安姑娘小乔非常亲和爽朗，她热情地说：“朋友们，革命圣地延安欢迎你们！”接着她便数起了自己编写的快板：“说延安，道延安，延安到底在哪边？坐上飞机往下看，延安周围全是山。往东看，宝塔山；往西看，凤凰山；往南看，望花山；往北看，清凉山。山连山，山对山，众山夹缝是平川，滔滔延河流中间，有南关，有北关，东关就在桥那边……”

    客车通过延河大桥，在延河北岸的一家大酒店门前停下。小乔甜润的嗓音讲出令大家意外的话：“请大家不要拿行李，行李就放在车上。没有时间安排大家去房间洗漱休整，我们现在去吃早餐，只有半个小时时间……”半小时后客车准时出发，很快在延河大桥附近的延河边停下。小乔说：“朋友们，请下车，这里是延安的象征，宝塔山、延河边，拍张照片作纪念。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地方很多，只在这里停留15分钟。你们看，又有几辆大轿车停在我们后面了，人和车会越来越多，大家赶快行动吧！”

    红日照耀下的宝塔身影巍峨壮丽！曾经吸引来多少青年，宽阔的延河曾流淌过多少故事，这一切还来不及展开联想的翅膀，闪电般地拍完照就匆匆登车离开了。小乔带着真诚的歉意对大家说：“真对不起！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呢？就是为了早一点赶到八路军总部旧址王家坪，去晚了，我们再进就困难了。今天上午我们还要参观中共中央旧址杨家岭，参观延安革命博物馆，下午还要赶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安塞县。朋友们，你们任重道远啊！哈哈！近几年全国各地到延安来的人越来越多，延安城只有16平方公里，去年接待了2000万人，2000万啊！就这么几家酒店，就这么几家餐厅，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是怎么接待的。因为来延安的人太多了，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去年我一个人带两个团，中午都没能进餐厅吃饭，每人发一个馍，夹着香肠在车上狼吞虎咽。还有更逗的呢，我的一个同事在景点喊：‘天津的，到这边来！’竟把另外一个天津团带走了。一上车清点人数，领队的才发现，咦？不对，刚才不是这个导游啊，哈哈……”

    这小乔口才好，她绘声绘色地讲述延安潮的汹涌澎湃。千千万万的人从全国各地涌向延安，是想到延安看什么，感受什么呢？

    延安是一座大学城

    在延安，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响亮地提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曾冒着极大的危险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到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考察，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里有这样的描述；红军中“60%到70%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这比白区中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了。红军士兵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专门为他们编写的红色课本……所有的连以上军官都有文化，他们参加红军以前还不能认字写字。”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大量的图片、实物、图表展示延安办学的情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预见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就要开始。他认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战斗任务。而办学校就是培养各种人才、各种干部的最好途径。于是，仅在延安一地中央就陆续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延安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等20多所各类学校。有一块展牌依次列出了这些学校创建的时间及负责人。讲解员清晰地告诉参观者：“中央抽出财政总收入的20%用来办学校。”这个数字令所有参观者惊叹！从展厅里的大量实物和图片还可以清晰看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教育事业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更体现在对教育事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业务指导。

    人们熟悉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原来就是1936年毛泽东给红军大学的题词。

    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亲自规定八字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亲自确定“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文化课为基础、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原则。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亲自给“抗大”等多所学校学员讲课。在他的带领下，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都是“抗大”的兼职教师。

    中央刚到陕北时，毛泽东日夜赶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每写完一章，他就到红军大学讲一章，等文章写完，他也讲完了。听他讲课的抗大第一期1063名学员中，就包括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陈士渠、耿飚、黄永胜、莫文骅、贺晋年等，这一批学员中有的担任了抗大的领导人和教员。

    毛泽东为抗大第二期学员讲《辩证唯物论》历时3个月，授课110小时。《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根据这个讲课提纲的主要部分写成的，而这三个月听他讲课的数千名学员中就有陈赓、罗炳辉、胡耀邦、杨得志、姬鹏飞、康克清、何长工、赖传珠等人。

    据统计，仅从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就到抗大讲课26次。许多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回忆说，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毛泽东的神采声情，语言幽默，引人入胜，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他伸出一个指头去戳一块木板，木板没有变化；他又拿出一根锥子去扎木板，一会儿就扎透了。他说打仗也是这样，我们的力量越大越好，和敌人的接触面越小越好，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瓦窑堡十里之内是红区，十里之外是白区，国民党经常来挑衅。毛主席把抗大一大队调到瓦窑堡去，临行前对他们说：“我送你们一根打狗棒，这根棒就是四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这一期学员中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多达4655人，占全体学员的83%。毛泽东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现在日本侵略军抢占了我们的上海、南京，还企图占领我们的潼关甚至武汉，山西的敌军已经攻下了临汾，抵达风陵渡。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头野牛，那么我们中国在山西的几万大军已在这牛的背后拖着牛尾巴，阻止它南下。”这是多么形象的比喻！“你们从各地来，恐怕没想到延安的艰苦，抗日战争征途上的困难还有很多很多，你们要下的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牺牲发财，第三个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这是多么悲壮的动员！

    在延安，毛主席不但亲自给抗大的学员授课，而且关心每一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他曾多次到陕北公学去演讲，讲统一战线，讲持久战、游击战，讲团结，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说，当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陕北公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培养抗日先锋队。1938年3月3日，他第四次到校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的报告，并为六、七、八、九、十队毕业题词：“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

    你可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其前身就是延安的陕北公学。

    你可知道，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就是1940年由毛主席提议，经党中央批准在延安创立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句话，就是1941年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的题词。61名毕业生得到了印有毛主席题词的毕业证书，这个题词从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医大的行动指南，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毛主席曾七次到中医大视察，现在中国医科大学已成为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

    你可能不知道，1939年，在毛主席倡导下，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大学。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他亲自去致辞。他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这所大学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称妇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

    你可能不知道，1941年7月13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延安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吴玉章回忆说，校名就是毛主席亲定的。毛泽东一直关心延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1945年10月亲自为延大毕业生赴东北送行，临别时对校领导说：“建立一个师容易，办一所大学很不容易。沿途可能找你们要干部，不要把领导班子搞散了。”足见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重视。

    就某种意义来说，延安就是一座大学城。

    延安青春火样红

    毛泽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反映出他对青年一代寄予无限期望。早在1939年5月4日，他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

    你走遍延安的每一处革命旧址，都能感受到那时的延安青春勃发，充满活力。它是一座年轻的城，城里汇集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参观者从展厅里展出的图片和数字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奔赴延安。展厅里有这样一组数字：

    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青年就有477人，占全校学员的37%。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达到4655人。

    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正式开学，外地来的知识青年竟达到10403人。

    这些青年，不仅有从敌占区、国统区经历千难万险而来，还有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及南美洲、北美洲来的爱国华侨青年。纪念馆的资料显示，仅1938年5月至8月的三个月时间里，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各地青年就有2288人。来延安的人有66%在23岁以下，有29%在24岁至30岁，即是说95%都是青年。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都是不远千里而来延安的，目的当然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抗日救国，即是说，你们是准备牺牲而来的……你们这种热心、积极性和牺牲精神，是最纯洁伟大了！这其中就有贺敬之、刘炽、于蓝、王昆、马可、李焕之、黄准、陈强、田华……

    林施均也是这成千上万个青年中的一个，当年她18岁，在广东省合浦县立中学读高二，抗日战争爆发了，她心中燃烧起抗日救国的烈火，终于在1938年4月找到北上延安的朋友一起出发了。先是坐火车，火车开得很慢，为躲避日军轰炸，白天停，夜间开，不知过了几天才到郑州，然后转道去西安，这一路上他们碰到许多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人。来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乘车到了延安，还有些青年，徒步跋涉，爬山过河，历尽艰难到达延安。

    为什么这些青年在大米饭和小米饭之间他们选择了小米饭？为什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他们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他们看清了吃小米饭的窑洞里有真理，共产党这边有抗日救国的希望，有新中国的曙光。

    成千上万的青年来了，为了追求他们的理想，为了坚守他们的信念。没有了住的地方，就自己动手挖窑洞，仅“抗大”一所学校半个月就挖好175孔窑洞，修筑一条3公里长的盘山“抗大公路”。每孔窑洞住七八个人，共睡一条土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写道：“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展厅里那一张张照片虽因久远而模糊，但留给人的印象是那么深刻，反映当时学习生活的四句话也令人过目难忘：“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青年们不但学习条件差，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艰苦。延安是个小地方，人民负担不起这么多人吃饭穿衣，他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粮食自己种，仅抗大第五期学员就开荒两万亩，人均三亩多。除了种地，还喂猪养鸡，纺纱织布，打草鞋，造粉笔……

    每天早上起床后，学员们走过一小段路，到延河边洗脸、刷牙，那个时候延河的水特别清澈，可以洗澡游泳。洗漱完集合操练，这是必修课。抗大的校歌响彻校园上空：

    延河边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延安青年与历代青年不同，与当时其他地方的青年也不同，其根本区别就是延安的青年能与工农相结合。毛泽东教育延安青年，中国革命的成功，只有青年这个先锋队还不行，先锋队并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是工农大众。

    为此，他于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他号召青年与工农结合，在别的地方没有，重庆没有，西安没有，日本没有，美国也没有，可算是天下第一。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仅如此，他还带头教育自己的孩子也这样做。

    毛岸英，这个毛泽东的儿子，在苏联大学毕业后回国的延安青年，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步行了几十里路，来到吴家枣园，拜农民吴满有为师，并和吴满有的两个儿子仲富和仲贵交上了朋友，以哥弟相称。毛岸英虚心学习各种农活，抡大镐、挥大锄，双手磨出一个个血泡，坚持度过了晚上躺在炕上全身像散了架一般的疲劳期，炼就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农民汉子。与他同行的有成千上万的延安青年，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使自己成为紧密联系群众的革命中坚。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国青年继承和发扬延安青年的精神，“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历届大、中学校毕业生的第一志愿。

    延安火炬后人擎

    7月11日下午，师生们乘车30多公里，来到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村，访问了在这里与农民相结合，已经锻炼工作了三年的现代延安青年村官张小萃。

    张小萃是陕西科技大学2009届毕业生，在校四年当了四年班长，成绩优秀，表现突出，老师赏识，同学们佩服。毕业那年，经过层层竞选，她和另一名男生获得了留校工作的机会。这在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在大城市里找到理想工作更难的社会现实里，这是多少人羡慕而得不到的机会！然而当她看到一条招聘大学生村官的信息时，她心动了。最终她放弃了留在大城市西安高等学府工作的机会，毅然报考了大学生村官并被录取，当年被分配到侯沟门村任村支部书记助理。由于她工作出色，又被陕西省农业银行看中，动员她到金融系统发展，又被她婉言谢绝了。这是为什么呀？

    有媒体记者去采访她，她说：“农村是个大舞台，这里的很多工作都需要知识，我就想趁年轻大干一场！只要这里的村民需要我，我就会在这干下去。”培训团的师生们在侯沟门村委会大门前看到了这位迎候在那里的26岁姑娘，几乎使所有的人都眼睛一亮，简直感到新奇。这是一位村官吗？修长的身材窈窕而结实，披肩的秀发柔顺而光亮，脸庞红润，眉清目秀，白短袖衫蓝牛仔裤，脚穿一双半高跟鞋，颇像一位标致而美丽的青春模特。只有她纯朴真诚的笑脸，使人感觉到她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真实的生活中。

    天津新华中学的李梦美说：“太让我意外了！我印象中的村干部都是头上扎着白毛巾，黑黑的脸膛布满皱纹，至少是四五十岁以上的汉子，这位姐姐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工作这么有成绩，简直就是我们的偶像。”

    座谈的时候，张小萃那种朴实，那种率真，越发博得大家的钦佩和喜爱。她没有一句套话、空话、官话，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

    “刚来的时候，村民们不接受我。唉，有一次，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村委会分配我动员村民出来打扫街道卫生，我沿街招呼，没人出来，我就自己挥动扫把扫起来，刚扫完一段，树叶又落下来，这怎么办？我就找来一根长杆子，先敲打树枝，然后再扫。从村那头扫到村这头，累得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是我一步一步地往前扫，村民们这样认识了我……还有一次，一个外国团到这里来，而翻译不知什么原因没来，我就用英语介绍了这里的情况，使他们很惊讶，没想到一个村官能说这么好的英语……”

    有人带头鼓起了掌，接着响起一片掌声。

     “我来了以后，一直帮村民搞蔬菜大棚建设，搞新品种实验田，这过程也不容易。有的村民没看见实效坚决不搞，沟通不成就争吵，当他们真正得到了实惠和好处，也就不骂了。我们和山东寿光蔬菜基地建立了联系，向人家学习先进的经验，后来我利用在大学学到的知识搞了个网站，如果我们的农作物有了病虫害，就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请寿光的专家诊断，指导我们怎样防治。过去有些外地的单位和媒体到我们这里来交流，我们得有一个专人提供资料，有时很不及时，现在我们把相关资料输进网页，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上网就可以得到了。村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外部情况，及时得到他们想要的知识和信息。”